传统儒学有一个基本主张，即“内圣外王”。所谓“内圣”的由来就是修身养性，做一个有德性的人；所谓“外王”的由来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冯友兰《中国哲学之精神•绪论》中说：“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哪一派哪一家，都自以为讲‘内圣外王之道’。”最后的《结论》中又说：“所以圣人，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作王。如果圣人最宜于作王，而哲学所讲的又是使人成为圣人之道，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所有的“内圣外王之道”都基于一个假设：修身可以成圣人，圣人可以为王。可是历史的不幸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假设仅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经不起实践的经验。这种不切实际的“内圣外王”空想和“学而优仕”的观念恶性膨胀，不仅演绎成“儒道相绌”，搅乱了学术研究，还毒害了中国的教育，导致人人为“外王”而读书。

致力于学术的学者，与致力于现实利益的管理者本来就要求有不同的天赋和环境，必须分工而后合作。把两者混为一谈，反对必要的社会分工本来就是一种糊涂观点。而没有伟大思想家和强大的管理者的民族必定要走向衰落。

其实，《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从孔子开始，在儒家那里，不少民众拥护的君主都被视为圣人。《周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误以为从圣人的“神道设教”可到“天下服”，圣人也就最终可以成为王者。于是从圣人走向王者的道路就成为儒家学者的毕生追求。

但是，《易传》的作者所谓的圣人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他们首先是圣人才最终成了王者的，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是得到百姓拥护的王者才逐渐被视为圣人的。内圣外王的推理颠倒了因果。《周易》与儒家所说的圣人，与其说是“内圣外王”，不如说是“以明君为圣”更为贴切。《孟子•公孙丑第二》载：“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哪个圣人比得上孔子？而孔子直到五十六岁时才做过三个月的鲁国司寇。从中国历史的事实看，内圣外王从来不是现实的通道，虽然儒者前仆后继也未曾打通过此等通道。然而所幸的也是孔子、孟子和苟子等都没有成为王者，否则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大思想家孔子、孟子和荀子了。而后世的千军万马争外王，人人都想当皇帝之惨烈就不堪设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