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国的律令制，“令”本身是以《周礼》为基础制定的。《周礼》是儒教经典之一，是将权利一元化地集中在皇帝手中并进行专制统治的帝王学教科书。当时儒教的主流是汉唐训诂学，也就是将《五经》的解释无矛盾地相统一，将语义进行严密限定；在思想上，是以家长制的家族统治与专制君主的国家统治为原理，具有极其现实得到的性政治性体系。

    隋唐时代的儒教思想特征可以归纳为五伦五常：“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兄弟之序，朋友之信”。人伦（人际关系），具有可通过“父之慈与子之孝”达成“父子之亲”和由“君之仁与臣之忠”达成“君臣之义”等相互关系的侧面。但是，这只是次要的因素，如同“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所言，“在上者”的统治与“在下者”的隶属这种上下统治关系，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父子与君臣被看作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父子关系被称为“父子天合”，是超越是非善恶的先天性绝对性的结合。当父亲有不法行为，儿子一再劝阻仍不被接受时，儿子只能好泣而顺从父亲的行动。

    与此相反，君臣关系被看作是“君臣义和”，是通过道德维系着的后天性相对性的结合。当君主有无道行为，臣反复劝谏仍不被采纳时，臣可以解除君臣关系而隐退。当君主无道造成危机天下事态时，甚至承认臣放伐君主（革命）的权利。这就反映了汉唐训诂学渊源的早期儒教，折射出先秦（氏族制国家时代）宗族统治对国家统治具有优越性的观点。

    但从另一方面，汉唐训诂学又以身份来区分孝，断言天子之孝就是统治国家并主张臣之孝应同忠君相统一。国家为“公”，家族为“私”。可以说，虽然汉唐训诂学是以“父子天合”、“君臣义和”的理论为基础，但到秦汉帝国以后，为了适应加强国家权力的需要，也在谋求对思想的整顿。不过，当对君之忠与对父之孝发生矛盾时，就把孝作为“私”加以否定，把忠作为“公”加以绝对化的思想，在汉唐训诂学中是绝未产生过的。“父子天合”、“君臣义和”的理论并未形骸化，而是继续存在着。

    汉唐训诂学，虽在国家内部的道德性政治性秩序方面奠定了基础，但在历史的变动、自然与社会关系以及个人的自我解脱、拯救等领域，却未能建立足够的理论。

    日本的律令制，虽然省去了隋唐帝国行政组织的重复性，设置了神祇官等独有官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但基本上可以说是大唐律令的翻版。在思想上，日本也在奈良时代引进华严宗、平安时代引进天台宗等佛教思想的同时，一面追随隋唐帝国的动向，一面致力于儒教思想的吸收。

    在隋唐帝国，训诂学中存在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对立，即使在谁为祭奠对象的最高圣人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今文学派首推孔子，古文学派则首推周公，出现了频繁更替的现象。

    @孔子  (隋大业年间以前）

    #周公   （唐武德令）

    @孔子   （唐贞观令）

    #周公    （唐永徽令）

    @孔子     （唐开元二十五年令）

    日本的大宝律令，由于是701年制定的，基本上是以651年唐帝国制定的永徽令为依据，而在大学、国学的祭奠中，把周公作为最高圣人。但在718年、757年实施的养老律令中，做了修正，依据737年唐帝国制定的开元二十五年令，做出了祭奠“先圣孔宣父”的规定。

    然而，当752年大学寮助教正六位上膳臣大丘到唐朝时。了解到唐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将孔子称为“文宣王”，回国后建议日本也应照准唐朝的规定将“先圣孔宣父”改为“文宣王”，以免“有背崇德之情，丧失致敬之理”。这些都说明，律令国家时代的日本儒教，非常忠实地追随着隋唐帝国训诂学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