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有其一定品格，唯“君子”具备：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仁者必有勇。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以上几条，都是《论语》中孔子的话，所描写所表现的，是“仁”者的品格。不论是孔子“述”出来的前人的好品格的结晶，还是孔子“作”出来的他的发挥，我们都不能说这样的“仁”者品格不好，也不应说其中的逻辑不对，而且要认为是很好、很对的。我们可以继承吗？应当是可以继承的。只不过这样的“仁”者品格，在孔子的时代，是如何的体现，我们这时忽略不计，我们是从字面上直取其意，觉得很不错，并且得感谢孔子将它“述”了出来，感谢《论语》将它记了下来，是一种文化传承。这样的继承方法，是“抽象继承”。
前人的东西，在前人的时代，自有其具体历史社会内容，后人只有实行“抽象”，而不能照搬，才可能从中吸取于我们有用的东西；这“抽象”出来的，或是经验教训，或是哲理诗意，或是品格人性，等等，总之是要抽象。
离开抽象，我们不能继承历史，借助抽象，我们就能面对无论多长、多杂、多丰富的历史，去进行认识，并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毫无疑问，我们从孔子上列这些论“仁”的话里（“仁”字本身就是一种抽象，是对某种真实存在的抽象与表达），能感知到那种了不起的高贵品格。而这品格，凡是人，应当都可以具备它。不过，至少有时孔子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问题就复杂了，因为依照“仁”的原生态，是发乎人的心中的“亲亲之情”，难道“小人”连这个天生的东西也不具备么？孔子这样说是不是过份了些？我们且丢开这个不谈。总之，孔子所说“仁”者的这些品格，是崇高的，是我们可以在抽象意义上承认、在抽象意义上继承的。持有这相同品格的不同社会地位或社会集团的人，如果面对面地在疆场上彼此弯弓月，他们就各自发挥这种崇高品格，是雄狮与雄狮的格斗，于是就有壮烈之感，而不像狼吃羊、蛙食虫那样并无壮烈可言。
既然孔子不认为“小人”也能具有“仁”，则“小人”是不拥有这些崇高品格，也不能在这种壮烈之中的。关于“小人”，查一下《论语》，直接出于孔子之口的如下：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谓子夏曰，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以上有十六条之多，可参考的还有两条：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样，我们可以判断，孔子语中的“小人”，是指“民”，即老农老圃之类；但是，“小人”性情习气也会浸染给“儒”即读书之人，所以有“小人儒”的说法，这时“小人”做定语，来形容那种“儒”，而“小人”的特定含义，则仍是指“民”。
孔子与樊迟的那段对话是说，君子根本不必学农学圃，就会有得吃有得享用的，只要很好地运用“礼，义，信”这些东西，四方之民自会信仰投奔而来，他们就会养活侍奉好君子。
而“小人”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小人下达”，他们就是不能“上达”，唯有“君子”才能或才有资格行进在“上达”的队伍中。
同样是逞勇，或者直接说，就是造反，对“君子”与“小人”的说法也有区别，前者性质是“乱”，后者则只能是“盗”。不言而喻，对待君子之作“乱”，与对待小人之为“盗”，当然有不同的处置。
所以，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话里的“小人”，是有特定含义的，就是指老农老圃这些“民”，而“民”就像草，“君子之德”的“风”吹来，草民一定就要顺着倒下去，当然不能直起来，如果硬要直起来，也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了。从“仁学”角度说，“义”是从“仁”里出来的，“小人”顺从“仁”，就是有“义”。如果“小人”无“义”了，加上还有了“勇”，就只能是为“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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