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间清六在《日本假面史》中提出：“日本的假面，就其繁多的品种和优秀的制作技巧来说，堪称世界之冠。”“就连人类智慧高度发达的希腊、中国、爪哇，其假面与日本的相比，也相形见绌。”虽然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长曲六乙对他的这种论断表示：“不敢苟同”，“不能沉默”，但是，日本假面，即面具之发达，却无可争议。

据史书记载，早在“白凤时代”（从七世纪的大化改新至迁都平安的半个世纪），日本就已从中国传入所谓的“吴乐面具”，并用以表演舞蹈剧。如《日本书纪》记载，公元六一二年，曾在中国的吴国学习吴乐的百济人味摩之归化日本，集合少年，练习吴乐，每逢寺庙举行大规模法事，总要在寺前的院子里表演吴乐。之后，日本人又刻意求工，不断创新发展，使面具制作艺术日趋完美。直到今天，日本著名的佛寺法隆寺、东大寺和正仓院，依然保存着两百多幅当年以楠木和桐木制作的，外涂干漆的面具。

面具在日本的戏剧舞台上当然得以应用。例如，表演日本的传统戏剧能乐，演员需带上一种面具——能面。这种能面乍看上去毫无表情，实际上它却隐藏着需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才能使人领悟的喜、怒、哀、乐等丰富的情感和人物的个性。金两基说：“能面是日本人的脸，是唯独日本人才能创造出来的卓越的艺术品，是出色地表达出日本人之思想哲学的造型。”

确实，在日本，具有思想文化特征的“假面”即是显示于外的文化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信号，又是隐藏于内的喜怒哀乐诸般情感世界的盾牌。日本是一个十分注重“心”与“形”的社会，强调“心”必须通过“形”来体现。作为得到普遍承认的行为科学的一项原则，一个社会越讲究形式，人们的“角色”意识就越清晰、分明。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假面”的重要性。

日本人普遍强调内外有别，都有一张内部的脸和一张外部的脸。内部的脸是给自己亲近的人看的；而外部的脸等于面具，它是给别人看的，是一种必要的装饰。如野原驹吉所说：“花数年辛勤劳动而涂上的漆层越厚，制成的漆器便越有价值。对民族来说也是如此……有句形容俄国人的话说：‘抓破俄国人，现出的是鞑靼人。’人们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日本人：‘抓破日本人，刮去漆，现出的是海盗。’然而，不应忘记，在日本，漆是一种值钱的产品，是手工艺的辅助材料。漆中没有丝毫虚假，它不是为了掩盖缺点而涂上的；它至少与它所装饰的器物具有同样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提炼，是一种日本式的处世观和伦理观的外化形式。日本人认为，在人际交往中应该自制。他们从小就受到这种教育。日本人脸上的漆——面具，不仅是一种“虚伪”，也是“角色”的需要。虽然“表演”，即有意识地按照一些规定的方式表现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像日本人那样，“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演戏”，却是不多见的。日本人的这种“演员情结”使他们的生活颇具戏剧性，颇有舞台色彩。

日本人很注重顾全“脸面”，但并非始终如此。日本有这么一句成语意为“人在旅途无羞耻”。这句成语无疑是许多日本人思想和行为的写照。前不久，一个道貌岸然的日本教授因在泰国嫖“雏妓”，被当地警方拘捕，即是一例。一九九七年十月，日本朝日电视台曾图文并茂地报导了一则泰国政府呼吁本国妇女警惕被日本“人贩子”诱入娼门的消息，并对日本人被描绘成“那副嘴脸”而甚感“遗憾”。然而，事实上，许多日本人在国外就是“那副嘴脸”——没有戴“面具”的嘴脸。因为——“人在旅途无羞耻”。

毫无疑问，戏剧中的面具和生活中的“面具”是不能等而视之的。但是，在日本，两者似乎有着必然的联系。按照美国的“日本通”、前美国驻日大使埃德温·O·赖肖尔的说法：“日本人在交往中只暴露外部面孔，即展示面具。这种愿望转化成了制作面具的喜好。”一般来说，无形的“面具”是为了掩盖人的真实情感，有形的面具则是为了显示人的性感。但是，在日本人眼里，面具决不是面部表情一劳永逸的记录。面具是有生命的，它不仅是一种精神和气质的显示，而且是美学观念和伦理价值观的显示，是人生的楷模。通过面具来表现人物，这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戏剧表演中也相当普遍。但是，像日本人那样，用面具映现生活，在生活中时时注意运用“面具”的民族，却是不多见的。许多约束日本人行为规范的要求均和“面具”有关，面具中蕴含着日本的文化特征和生活哲理。

近松门左卫门在《虚实皮膜论》中曾这样写道：“所谓‘艺’，就是处在实与虚的皮肉间的东西。”艺术和人生同理，似虚非虚，似实非实，颇耐人寻味。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皮肉”这两个汉字，在日语中意为“讽刺”，真不知这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是对日本社会、日本文化的讽刺，还是对日本人人生的讽刺。

作为一种常识，对一个人的理解始于对其面部的评价。从一个人的面部及其表情，可以判断其种族、性别、年龄、情绪乃至性格。但是，对日本人，这种常识经常失效。因为，日本人戴着“能面”，而“能面是始终不变的”。自《日中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