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一种只提供精子，不承担养育责任的“精子父亲”，在日本已悄然出现，周旋于供需者之间的中介公司也应运而生。例如，不久前，一家以经销化妆品为主的邮购公司通过电脑，“刊登”了征集精子的广告，并根据社会潮流，对应征者提供了三项基本要求，即：学历高、相貌好、有艺术等方面的特殊才能。

需要说明的是，人工受精，即AID，已有不短的历史。在日本，自一九四九年八月首例人工授精婴儿在庆应大学附属医院诞生之后，到目前为止，已有一万多名AID婴儿诞生。为此，日本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也建立了精子银行，将提供者的精子分类建档，储存在电脑里以供选择。但是，那种“中介公司”不同于“精子银行”，虽然也在电脑中存下提供者的档案，但实施手段却相当原始，和偷鸡摸狗般的“借种”几乎没有两样。安排施方“面接”（会面），不报姓名、住址，交谈后一旦中意，即“直接播种”，怀孕后即中断联系。

一些评论家指出，AID是相应于男子不育症的病理现象所采取的一种医学措施，“精子父亲”的出现则是社会伦理障碍症和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观念日渐淡化的反映。据一九九六年年中日本全国家族计划的社会调查，半数女性表示，如果有第二次选择，将不愿同现在的丈夫结婚。日本女性只要精子，不要丈夫，正是以这种社会现象为背景的。它表明，在家庭伦理中，一方的责任和感情正遭到排斥，生儿育女正蜕变成一种单纯的动物行为。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法制国家的日本，对这种行为居然没有相应的法律处理条款和取缔措施。上述邮购公司在开设此项业务时，获得了厚生省的许可。因为，用厚生省母子保健课人士的话说：“这纯属私人行为，没有取缔的法律。”而且，根据日本民法的规定，母子关系是家庭的中心。这就更令人担忧，“精子父亲”会与日俱增。

与“精子父亲”的出现互为表里的是，日本的未婚母亲日益增多。据统计，日本非婚生子女的出生率约为1%。这个比率，和瑞典的50%以上及美国、法国的20%以上相比，显然低得多。可是，由于欧美国家存在着大量未经婚姻登记的事实婚姻，所以，那里的未婚生子女未必由单亲抚养，而是和父母共同生活，属于典型的核心家庭。相反，日本的非婚生子女则基本上由母亲抚养。因此，两者在比率上的差距并非如此悬殊。

我们对非婚生子女，即所谓的“私生子”，不应歧视，对敢于成为未婚母亲的女性也不应持有偏见。因为，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曾任日本最高法院家庭问题审议官的新田庆在他的《关于结婚和家庭的一O一章》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案例，在此转引几则。

一、一名18岁的高中女学生在学校的定期体检中被发现怀孕，且已无法坠胎。由于致使她怀孕男子不仅过于年轻，且毫无反省和承担责任之意，因此，女学生的父母放弃了要他认知的请求，通过儿童相谈所，将所生的孩子作为“特别养子”抚育。

二、一对在同一公司工作的男女，在即将发婚礼请柬时，男子突然变心，提出解除婚约的要求。以妊娠四个月的女子因腹中胎儿的蠕动感受到了母亲的责任，因此拒绝了男子提出让他坠胎的要求，毅然将胎儿生了下来。

三、一个办公室小姐恋上一个已婚男子。她原以为男子的妻子未能生产，如果她有了身孕，男子会与现在的妻子离婚，并与她结婚。所以，她故意不采取避孕措施，且拒绝男子要她坠胎的要求。但事实证明，她的判断完全是个错误。

从以上几则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成为“未婚母亲”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他们所蕴含的问题却有着共同点。对这一共同点，三枝和子在她的《崩溃宣言》中写出的一段分析堪称精辟：“仅仅品味性爱的欢悦而不承受作为其果实的生殖，长期以来就是男人的鸟托邦。‘未婚母亲’慷慨地给予了男人‘逃婚的自由’，而逃脱的男人也因此成了‘无意的存在’。反道德女性的威胁无化并风化了男性支配的章程，成为这种章程的‘崩溃宣言’。”

上述社会现象的存在，与爱和婚姻分离的社会风潮无疑具有直接的关联。和中国一样，日本也曾经历婚姻不以爱情作为前提的时代，而且以加强横向和纵向社会纽带为目的的“政略婚姻”曾普遍存在。明治维新以后，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日益受到重视。厨川白村在《近代的恋爱观》（一九二二年）中，曾对无爱情的婚姻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他写道：“我们应如何看待女性在最为宝贵的处女贞操被蹂躏后的眼泪？那不是值得庆贺的婚礼，而是应该诅咒的强奸仪式。”

然而，斗转星移，恋爱和婚姻的关系似乎正经历着“否定之否定”的变化。据日本人口问题研究所一九九四年发表的《独身青年的结婚观和子女观》提供的数据，对“是否打算同现有的恋人结婚？”这个问题，二十至四十岁的男性中，答“是”的为五一%。另据一九九四年，以六七三名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对“恋爱与结婚相关联是理所当然的吗？”这一问题，男性五十一%赞成，四十九%反对，女性四十三%赞成，五十七%反对。“今天，不结婚……不！不打算结婚而一起玩耍的实在不少。不要说婚前性交，即使决定不结婚而与对方性交的人也相当多；不要说两人在外投宿，即使一起去海外旅行也不足为奇。”

综上所述，作为“谁会跟谁结婚？”的反命题，如果说在中国是“谁不会跟谁结婚？”那么在日本就是“谁也不会跟谁结婚”。

不过，日本人毕竟还是要结婚的。那么，日本人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和中国人一样，日本人也强调“郎才女貌”。所不同的是，作为一个曾以武士为统治阶段的国家，日本人对武才的欣赏历时长久。今天，日本女子理想的丈夫是“三高”，即“高学历，高收入，高身材”，而男子理想的妻子则一如既往，仍然是美丽和温柔。对有才的女子，日本男子并不欣赏。坂本洋子在她的《现代结婚概况》中所举的一个例子，颇有代表性：一个东京大学毕业的女子，通过婚姻介绍所征婚。但是，看了她的简历，男子皆望而却步。其理由，用一个男子的话说就是：“一打开房门，见到等待自己的是用理论武装起来的妻子，顿时感到难以轻松。”

古今中外，“郎才女貌”皆堪称理想的组合。但是，理想的组合未必能构筑理想的家庭，据一九九六年统计，日本全国有近两万对夫妇离异，其中不乏“理想组合”。因此，日本人似很有必要反思一下本文提到的那个正反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