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論”是一個從明治到現在不斷被廣泛討論的話題，解說日本人論、也就是日本國民性論，首先，必須定義何謂國民性。

    所謂“國民性”是指以日語做為共通語言，屬於日本這個國家大部份國民共有的意識及行動特質。

    然而，把日本人論等同於日本國民性論會產生一些問題，那就是忽略了階級、階層、性別、年齡、地域等差異，一味強調日本人的共通特質而侈談國民性是否可能。

    我認為可以超越階級、階層及其他區別，只擷取大部份日本人所具備的共通國民性，因為，社會心理學與文化人類學都已證明，的確存在某個國民或民族出現最頻繁的人格特質了。

 

    日本人最頻繁出現的人格特質中，被認為最重要的是以下兩點。

    第一、絕大多數的日本人對於人際關係都很敏感，不太會去自我主張，偏向採取以他人為重的態度。正如諺語“棒打強出頭鳥”即所說的，不願妥協一意孤行的人“在日本人中算是很稀有的”。

    第二、日本人不僅在面對自己同胞時，呈現出人際關係上的敏感，在面對外國人時，也常常存在著“和外國人比起來，日本人是……”這種強烈的比較意識，這是日本人過於意識到自我的結果，也就是說，日本人有“太多的本國意識”。

    外國人並不常常討論自己的國民性，但出於日本人之手的日本人論卻非常多，正反映出日本人是熱中比較的國民性。

因明治維新、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法西斯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敗等社會變動的影響，而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日本人論。

    從論述者的觀點和方法來區分的話，有以下幾種類別。

 

自然风土观点的日本人论

     這是考察史前日本列島的自然和風土對國民性造成影響的日本人論。首先，從風土觀點提出日本人論的是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和內村鑑三《地理學考》。

    昭和初期，和迂哲郎發表《風土》一書，它的特色是從寬廣的視野比較日本風土與歐亞各國的風土，後來，和迂的風土論被認為在歷史及地理觀點上有所謬誤而遭批判。戰後，運用新的地理學與生態學方法發展出更精緻的風土論，但這些論述對社會歷史條件的分析仍顯不足。

历史观点的日本人论

     歷史觀點的日本人論，最主要研究的是國民性在歷史上的哪一階段得以形成、固定，國民性又如何做為社會心理的傳統得以延續至今？這些論述從歷史進程追溯国民性的源起和形成，可分成如下幾個階段:

    溯及原始時代

     首先，是將國民性的源起溯及繩文時代與彌生時代的原始起源說。這是考古學和人類學推論下的結果，依不同的論者，透過遺物、遺址的造形與象徵之美，探索原始人的精神結構，並假設原始人的心理是日後國民性心理結構的深層基底，並且延續至今。然而，對於這種說法陸續出現許多批判;接下來，要談及及神話的這部份，它和國民性的深層心理也有關係。

    溯及神化

    这是從《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神話中追溯國民性由來的日本人論，可分成兩種研究趋向。

   第一、以丸山真男為代表的傳統歷史意識中「古層」的概念。被認為是形塑國民性基底的傳統歷史意識。譬如，現今所說的這個概念，就是把罪惡視為一種污穢，並加以洗淨的意思。

    第二、借用榮格心理學的理論溯及《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日本人論。譬如，河合准雄《中空構造日本的深層》當中出現的諸神，是以榮格的“原型”說來思考。

    然而，原型是一種超越歷史的“普遍意識之表現”，這和日本特殊國民性之間產生難以結合的矛盾。加上《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是為了伸張古代王權的正統性而寫，將現代國民性的起源訴諸這些神話未免牽強。

    從比較神話學的立場來看，也有人主張日本神話受中國神話影響，因此，硬要從神話中找出國民性論述的根據有其問題。

    溯及古代

    從古代社會探索國民性的形成背景乃是基於以下的見解：日本的古代王權向中國朝貢，相對於中國，日本顯然居於劣勢的地位。然而，日本引進中國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最好的部份，並由此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

    唐朝時，日本派遣唐使到中國，進行佛教文化的交流，已慢慢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但仍局限於以天皇貴族為主的階層。例如，《萬葉集》是用漢字加上萬葉假名書寫而成的。

  《古今和歌集》問世後，萬葉假名被簡化，開始普及的是片假名及平假名，以用只局限在天皇貴族的文化也慢慢流傳到一般百姓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唐画，日本也产生独特的大和绘。大和绘象征的自然美反映出日本人的美学意识，也被视为日本国民性萌芽的征兆。

    溯及中世紀

    中世紀之後，日本力圖擺脫來自中國的影響，並孕育出獨特的文化。溯及中世紀的日本人論，就是要找出這個觀點下的國民性論。

    進入中世紀後，在許多領域裡，開始出現溯及古代探討日本人美學意識的論述。譬如，二朵良基的連歌Q、世阿彌的能樂、雪舟的水墨畫Q等作品，已是公認的日本國民性之代表。

    另外，不同於古代佛教是所謂的貴族佛教，中世紀的鐮倉佛教宣示了民眾宗教的出現。同時，中世紀佛教承續了沒落貴族流傳的無常觀，這種宗教上的無常觀、受到無常觀影響的美學意識、其衍生的命運說等等，都孕育出日本人獨特的「捨棄、斷念」之生活觀，直到現在，這些觀念仍反映在流行歌曲或演歌上。因此，溯及中世紀，可以明顯看出國民性的形成過程。

    溯及近世

    國民性形成的歷史背景從中世紀轉向近世。近世最早支配日本的是織田信長，他力圖革新並建構嶄新的日本文化，譬如，對千利休的茶道Q、狩野永德的繪畫Q予以高度評價，在表演藝術的世界則推廣幸若舞。

    在千利休茶室中看到的非對稱性是日本人美學意識的典型表現，集大成的桂離宮造景則是江戶初期的建築物。到了近世，浮世繪、光琳．宗達的繪畫Q、近松．西鶴的文學、歌舞伎等藝能創造出元祿時代的文化，也影響了現代人的美學意識。

    值得注意的是，從江戶時代開始，日本人的美學意識就已形成所謂雙重性格或雙重結構。從能樂、繪畫、連歌等代表中世紀的文化藝術裡，可以體會到簡素淡白之美。另一方面，近代東照宮的建築或歌舞伎等藝術也孕育出華麗拘爛的世界。

    在學問和思想上，日本不僅渴望擺脫中國的影響，到了江戶中期，更出現反中國的傾向。

    儒學大師茨生但徠提倡日本式儒學的古學，當時，提出最精彩日本人論的是國學大師本居宣長。他徹底批判日本人崇拜中國文化思想的“崇華媚唐之心”，認為“唐代之心”就是中國人之心，為““繁杂之心”，已經被現世權力或戰爭給玷污了。

    相反地，“大和心”從太古以來就已存在，是一種遵循自然法則的“清淨之心”，乃日本人固有的心理所在。還有，他主張人有“不捨的執著”這種與生俱來的特質，即便是武士，其內心深處也潛藏著此種心情。

    本居提出他對日本人美學意識的看法，認為“憐惜萬物”的纖細感受是其重點。由此看來，本居的日本人論是溯及神話和古代的典型論述，現今，我們看到溯及江戶國學的日本人論，其實和溯及神話與古代的論述乃如出一轍。

    再從另一個角度觀察，本居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優秀說”之先驅。然而，從比較西方人和日本人的立場出發，以更寬廣的視野主張西方人優秀說的是日本最早的西洋畫家、也是西洋學學者的司馬江漢。

    他在《春波樓筆記》中說道，“日本的開發是晚近之事，因此民智短淺，思慮不深……技術也不及歐洲”。

    所以。現在當常溯及近世去談日本人崇拜西方的論述，都將這股西方崇拜的情結追溯至江戶後期。還有，另一個可溯及近世的例子出現在江戶末期，是關於「粹」的美學意識。

    九鬼周造在《“粹”的結構》一書中主張，“粹”是日本民族固有的美學意識，事實上可溯及近世的日本人論。

    溯及近代

    明治維新使日本國民性產生根本的變化，直到戰後的現在仍持續著，這就是溯及近代的日本人論。帶給近代日本國民性最大變革的是絕對主義天皇制的確立，以及由此產生的天皇崇拜。

    明治政府為了建立新的近代國家，首要課題就是強迫國民服 從立憲君主制底下“真人神”的天皇，因此，在文化教育所有層面實施嚴格的統治，透過教科書和《教育勒語》，由上而下將尊皇、忠義、奉公、孝行、服從等精神打造成國民性的一部份。

    為了建立近代國家，和天皇制並行的是政府強力推行的“文明開化”與“富國強兵”這兩大政策。

    這兩大政策讓國民性產生雙重意識：（一）為了迎頭趕上歐美，日本人產生西方崇拜的近代化情結：（二）天皇崇拜中封建身份意識的抬頭。這裡的西方崇拜，造就了日本的另一種優越意識，即對於中國等東方各國的優越感。

   隨著第二次大戰敗戰，帶給日本國民性最大改變的是天皇崇拜以及擁護天皇制的意識。

 

   在美國政策的主導下，占領軍不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天皇也已經不再是“真人神”，只是普通的一介平民，在“人間宣言”中做為神的天皇信仰已經全然喪失。然而，這些措施並沒有改變日本人崇拜天皇的意識，反而提供一定程度擁護天皇的社會心理基礎。

   加上戰後昭和天皇在日本國內各地旅行，以及媒體對於“民主化天皇”的大肆宣傳，間接強化了美國占領政策中擁戴象徵天皇的國民意識。所以，日本國民性無法根本改變的原因就在於，天皇制對人們思想、言論、自由的剝奪，使得真正民主主義的實現永不可得。

    当然也曾出現反天皇制的意識，少數派之一的高野岩三郎就提出共和國憲法的主張，但終究只是例外。還有人透過與美國的比較指出，日本在科學技術和物質方面的落後、以及日本統治階層的過度自負，但他們都沒有碰觸到反省侵略戰爭這個深層部份的意識。

    分析日本人特殊心理的日本人

     這是觀察日本社會的特殊心理結構，並以此為主軸分析國民性特質的日本人論。

    譬如，人際關係中的“依依愛戀”的土居健郎论说最具代表性。還有，展現特殊家族意識的家人共同殉死、自古以來從寬看待的同性戀男色、日本人獨有的人際恐懼症之一視線恐懼症、經常提及的日本人的自我不確定等。

   然而，就像“依依愛戀”這種說法一樣，這些特質已經被證明出未必是日本人所固有，換言之，所謂獨特的心理分析仍必須謹慎考量社會歷史的条件．否则，会落入“心理学主义”的死胡同，同样的，，直接或間接引用弗洛依德、榮格的理论到国民性研究，也犯了心理学主义的谬误。

    民意调查观点的日本人论

     這是以特定的假設、針對不特定多數者進行訪談或問卷調查，之後回收答案並加以分析的國民性研究。

    現今，調查結果的統計處理技術已非常發達，可長期用量化方式掌握國民性的演變。譬如，統計數理研究所、NHK民意調查部的國民性研究是這個領域的權威。

    無論透過個別訪談，還是透過對集團成員的大規模調查，免不了因調查內容、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的性格與互動、調查時間場景等影響而出現結果的偏差。儘管有些負面效果，但許多調查一致公認“義理人情”是明治以來未曾改變的日本國民性。

     分析大众文化的日本人论

    大眾文化的代表電視，製作了滿足多數觀眾欲求的節目，其他如賣座的電影、流行歌曲、演歌等，也普遍受到各階層人士喜好。無庸置疑，其中多少有國民性的因素在作祟。

    譬如，電影《男人真命苦》及電視劇《阿信》都隱含了國民生活情感的訴求，分析這些節目的內容，就能發現國民性的某些特質。另外，隨著電視節目的轉播而成為大眾文化的棒球，相扑，足球等运动节目，或是猜谜节目，搞笑节目等，它们的制作也是或多或少以国民性为诉求，因此也成为国民性研究的对象，

 

    为了更确切的掌握国民性的现状，以上五种国民性研究的方法都是必须分析国民性形成的历史，特别是透过社会心理史来探究社会心理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