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史籍中，记载着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钦明二十三年（公元五六二年），为讨伐新罗，河边臣和甘美媛双双出征。战斗中，河边臣被新罗军俘获。为了赎回自己的生命，他将自己的妻子甘美媛[献]给了敌将，使他当众受辱。之后，甘美媛被送还，河边臣要求和她继续保持夫妻关系，但遭到严词拒绝：[你如此轻易地将我出卖，还有何脸面见我？]

这个故事被一些日本学者视为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反映，即一方面丈夫已可以随意出卖妻子，另一方面妻子仍可以拒绝丈夫的要求。

日本妇女在历史上曾经享有过辉煌的时代。但是，随着六四五年的大化改新和律令制的完成，妇女的地位每下愈况，日愈沦为男子的附庸。六四五年八月制定的<男女之法>是日本构建男子中心主义社会的正式文告。根据该项法令，以往作为世系氏族成员的子女一律划归父亲的氏族。翌年八月，日本政府又废除了母子同姓。父子异姓制，使中国儒教的男尊女卑观开始在法律上得到体现。当时的其它一些法律更是明显地具有歧视女性的色彩，例如，当时的刑法规定，妻子若杀死其丈夫，将治以[恶逆罪]，罪不容赦，且立即处死；而丈夫若杀死其妻子，则治以[不道罪]，可以赦免，实际上可以免死。在财产继承等方面，女子更是低男人一等，俨然[男女有别]。

女性政治法律地位的低下，意味着社会地位低下，这种低下在作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的儒教和佛教理论的帮助下，更趋鲜明。

传入日本的儒教构成了大化改新以后，贯穿律令的道德要素。在日本律令的法学说中，有[妇人以夫为天]，[夫乃妻之天]的内容。这些内容显然与中国儒教[男尊女卑]的思想一脉相承。与之呼应，中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观念也在奈良时代开始得到强调，并在平安时代成为不可忽略的教条。至江户时代，儒教的学说更受尊重，因此，不仅中国封建卫道士炮制的所谓[女四书]，即《女诫》、《女论语》、《女孝经》、《内训》被日本同人视为至宝，和译诠释，翻印出版，而且还自产自销，另外炮制《大和女诫》，《女庭训往来》、《神国女训抄》等新作。这些宣扬[三从四德]的[论著]被视为女性伦理行为规范的指南，支配女性的一生。

传入日本的佛教学说也助射为虐，成为束缚妇女的帮凶。佛教强调[普度众生]，[男女不别]，但同时又认为女子难以拯救，因为女子自出生以后即罪孽深重，是使人类堕落的因缘。这种说教在日本男权主义日益确立的社会背景下被进一步抽取强化，从而使[女人是地狱的使徒……表面如菩萨，内心似罗刹（即[食人恶鬼]）]在日本古代社会成了一种普遍观念。例如，在《誓愿与缘起》一书中，即有所谓女人因罪孽深重，不能成为梵天王、帝释天王、魔王、转轮圣王、佛身的[五障]之说，因此女人只有忍以[灭谛]，方能安居于世。越能[遵循此道]，越能显示女性的教养。总之，儒教合力制定的[三从四德]、[王障]等等，如一条条无形的锁链，使日本妇女举步维艰。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日本女性观的特色，虽然从宝町时代中期至江户时代被大量炮制的所谓[女训书]已有女性喜怒哀乐均不能溢于言表，万事均须忍耐的儒教规范，以及女人侍奉男人[应视如侍奉菩萨]的佛教教条，但是，[妇人应视夫为主君，敬慎相待，不得轻侮，妇人之道一切在于顺从]这种作为整个江户时代女性教养之代表性圣典《女大学》中的说教，则显然具有强调忠诚的日本武家社会的印记和色彩。

明治维新实行文明开化以后，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从旧社会脱胎的女性观也带着传统的胎记，以贤妻良母主义的[崭新]姿态，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一八八七年，文部卿森有礼提出：[国家富强之根本在于教育，而教育之根本在于女子教育。]他所谓的[女子教育]，就是培养[具有足以为人贤妻，为人良母，操持家业，熏陶子弟之气质才能]的女子。一八九三年，文部大臣井上毅进一步确定了[以男女的生理差异为根本，对其不同的角色和性能予以固定和强调]的理念，提出女子学校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贞淑之德]。井上毅的继任者菊池大丽对培养[贤妻良母]更是鞠躬尽瘁。他在一九O二年的训示中宣称：[在我国，所谓女子之职，不是独立行事，而是结婚并当一个贤妻良母。这是将来大多数女子的工作。因此，女子教育应以能胜此任作为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贤妻良母主义]虽不同于传统的[三从四德]、[待夫如菩萨]、[视夫如主君]的女性观，但强调对丈夫忠贞不渝，在明知以后直到现代，仍然受到尊重和景仰。以下所述的是两个极端但耐人寻味的真实事例——

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驾崩，学习院院长，陆军大将乃木希典为了表示对天皇的忠诚，毅然殉死。临死前，他给妻子乃木静子留下了一封遗书，希望他多多保重。但是，乃木静子却不愿残留人世，而是与他同行。闻讯后，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前往墓地凭吊。根据当时东京《朝日新闻》的报道：[一百人中有六十人哭泣。]场面之悲壮，令人动容。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宕山中准备与美军决一死战的官兵集体自杀，他们的妻子也毅然决然地与丈夫同赴黄泉之路。

确实，在今天的日本，随着婚外恋的[社会性普及]，上述不应提倡但无可厚非的[忠贞]已难以寻觅。但是，正如永畑道子不无感慨地写道：[那具有象征意识的两例自殉，向我们今天的生存方式提出了强有力的质问。]日本妇女应该将历史的[妇道]上原来就不那么醒目的[贞洁]路标罢弃一边，但是否应对贤妻良母主义肆意背版，却值得质疑。一九八二年一月，日本的《青年女子》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题为<怎样使我们美丽>的文章，提出：最具魅力的女人是充满母爱的女人，欠缺母爱的女人绝不是美丽的女人。库尔特·辛格，一位目光敏锐的西方学者，曾经发表过一段令人难忘的评论：[在看到日本母亲宁静地背着系在身上的孩子，哼着歌，迈着碎步走在街上时，我们感到日本生活的河流就是从她那儿发源、更新的。]

生活的河流需要更新，历史的残渣需要清除，但传统的美德是否应该丢弃？对此，我们不能提出[强有力的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