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假名”字母在万叶时代以前便已逐渐成型，以汉字音象声，而成为所谓“万叶假名”。但在这个时候假名及其所能代表的字汇还太简单，无法表现较复杂的理念。所以一种略带日语气息的汉文，一直是这时期文人及史学家、官吏用来著书立说的重要工具。

当时及以后的日本人对“汉文”到底有多深的造诣？他们所写的“汉文”到底想什么样子？可能是很多中国人难免好奇的。许多日本人也做“汉诗”，这些汉诗，汉化到什么程度，大概是什么规模，可能也是很有趣味的问题。

日本最古老的史书分别为《古事记》及《日本书纪》，合称《记纪》。《古事记》大约成书纪元七百年左右，其作者太安万侣所写的汉文序是这样开始的：“臣安万侣言，夫混元既凝，气象未效。无名无为，谁知其形。然乾坤初分，参神作造化之首。阴阳斯开，二灵为群品之祖。所以出入幽愿，日月彰于洗目，浮沉海水，神只呈于涤身。古太案沓冥，因本教而识孕土产岛之时，元始绵邈，赖先圣而祭生神立人之世······”。

这样的文字、词汇、语气、气势都是中国文字，甚至还带着骈俪体裁。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只在中间如“叁神”（三个神明）、“二灵”（日本开国两个男女神）、“洗目”、“涤身”等都取自日本开国神话之典故，有些不易懂而已。这一时代的日本汉文，大体上都是遵从中文体裁，二可以窥见他们的生活，也是颇有程度的。

到了纪元一千年左右，就是日本平安王朝文化的全盛时期，他们的汉文，习惯以日本语气式诵读，欲离开中文的词藻，但大体上犹可为中国人所辨识。

当时的佛教故事（日本灵异记）也是以汉文写的。试录其中较短的一则故事：

“昔故京时，有一男人，不信因果。见僧乞食，愤而欲击。时僧走入田水，追而执之。僧不得忍（无法忍耐），以咒缚之。愚人频沛，东西狂走。僧即远去，不得（不再回顾）。其人有二子，欲解父缚，便诣房，劝请禅师。师问知其状而不肯行，二子勤重拜敬，请救父危。其师乃行。诵观音品初段竟，即得解脱。然后乃发信心，回邪人正也。”

这一则是比较易懂的，故在此举例，其他亦有日本词汇较多的，不宜了解的。这时期的汉文，在语法上是尚可以了解的。

日本的汉文，显然会写的人愈来愈少，但只要是学者文人写出来的，直到明治时代（约一千八百年）为止，大体上都合乎中国文法。但作汉诗的人，在中国人眼里看来有不太通的作品。如日俄战争时，以攻打东北（二0三高地）出名的日本陆军大将乃木西典有一首汉诗：“山出草木转荒凉，千里风腥新战场，征马不进人不语，锦州城外立斜阳。”

这首汉诗有许多令中国人啼笑皆非的地方，譬如“转”、“立”、“进”等动词都用得很生硬，不合中国诗用词的习惯。但令人惊异的是它毕竟还遵守了句末押韵的规矩，可见是正式学过作汉诗的功课的。这种汉诗，朗诵时当然皆以日本语诵读，故不易发觉其不妥的地方。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一方面证明中日两民族是曾有“同文”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希望指出，所谓“同文”也只此而已。它较之英国与法国人的“同文”，可能多不了多少。

今日的世界，真正同文到很高的程度的国家也很多。譬如英、美、澳洲、纽西兰、加拿大、南非等都使用大概相同的英语。但他们之间，互相觉得为“兄弟之邦”的情绪似乎没有中国人那么浓厚。

也可以说中国除了提供东南亚许多国家以可用的文字及字母之外，也提供了儒学、孔、孟、朱熹、王阳明等思想及衣冠制度，所以比较念念难忘。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今日的中国人，对日本已少有可以输出的强势文化，甚至文化流向可能已经逆转。割断“兄弟之邦”的幻想，实有助于真正了解日本及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