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网吧——流浪者的难民集中营

    现在北京兴“胶囊公寓”，说是从日本学来的。不过，日本人住”胶囊公寓“的大多是公司职员，因为晚上回不了家或出差找不到宾馆，才走进闷人的”胶囊公寓”。实际上，日本的年轻人近几年兴边在咖啡网吧上网聊天、打游戏、看漫画，边打发了自己的夜生活。可以说咖啡网吧是他们的避风港，他们是生活无定所的难民。

    每天上班都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宣传单，让我特别注意的是，花最少的钱，获得至上的快乐，得到很好的睡眠，等这样的宣传语。起初我不理解，等我的好友一位中国吹奏家金先生当上日本一家大的因特咖啡吧连锁店的总监，我才知这里的奥秘。

    金先生向我描述这些年轻人的生活规律：每天晚上，一些青少年咖啡吧难民离开东京繁华区的快餐厅，先到附近的火车站打开投币式寄存柜拿出个大背包，然後去车站附近的网络咖啡。一般晚上10点开始进入“过夜”时段，只要付1580日圆（约合人民币115元）就能待到第二天早晨8点钟。他们除了打工外就这样打发时光。千万别忘记胶囊公寓的租金是每晚3500到4000日币，是咖啡网吧的一倍，并且不能上网，多不开心。

    东京的网络咖啡，越来越多是单间式的。以我们的常来为例，总面积的八成被众多的单间占领，其他二成则是柜台、饮料吧、洗手间等等的公共区。白天也有很多学生、上班族来休息或玩游戏，可是晚上的客人更多了。一部分是出来喝酒跳舞以後，错过了末班车的，这些青少年无家可归，最后成了网络咖啡盲流。

     金先向我讲了一位典型年轻人的网吧流浪故事:

     佐藤是位无固定职业的打工浪民，全名叫佐藤健治。直到一个月前，健治在东京郊区租赁小公寓。虽说是只有一间才十坪的小房子，但是具备厨房和卫浴，住起来够舒服。自从他大学毕业，在那儿住了整整十年。想到这一点，他稍微觉得目眩；转眼之间，十年时光白白地过去了。

    1996年出社会，在战後的日本人而言，算是相当倒楣的。80年代的泡沫经济破灭以後进入的萧条期，96、97年落到谷底。大银行陆续倒闭的日子，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就业的机会非常低。何况像健治那样二流学校出来的。在他同学当中，占到正式职位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一。

    好在年轻力壮，健治跟多数朋友一样，做各种各样的临时工作熬过来了。他当过便利店的售货员，做过影片出租店的服务员，站过汉堡店的柜台，也在连锁快餐厅端过盘子。这实在是特别奇怪的年代，正式的职位好难找的同时，到处都有临时的工作。无论做甚麽，一小时的工钱大约900日圆（约合人民币65元）, 做了七个小时就有6300，乘以一周五天则是31500，月薪大约13万( 约合人民币1万) 。付了六万五的房租以及水电瓦斯费以後，剩下来的钱没多少。这些年，他虽然没挨过饿，但是从来没去旅行过，更不用说交女朋友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後，国家经济终於复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有明显的改善。怪不得，健治去打工的地方，比他年纪小的正式职员多起来了。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却一点也没改善。做了十多种的临时工作，没给他带来任何专业技术或者能在履历表上炫耀的职业经历。健治逐渐感到疲倦，真不愿意再为一份临时工作而参加面试，被比自己年轻的职员问道：“为什么一直没有正式就业？”

    於是，几个月前，他到人才派遣公司报名去了。这样子，再也不用参加面试了；公司犹如月下老人一般，帮他找合适的工作。每隔几天，公司就会发来一条简讯，注明工作内容、地点、时间和工钱。只要他发回同意信，等於订了合约。从第二天起，他直接到现场去做事。都是极为单纯的体力劳动，如在火车站发传单啦，在仓库里把罐头饮料从大盒子改装在小盒子啦，他要么单独，要么和其他临时工在一起，默默地完成当天的任务以後回家。工钱则于月底由人才派遣公司汇进银行户头来。

    这种打工形式，日本媒体叫做“手机派遣”。用的是手机这样的高科技通讯手段，但是健治他们的劳动条件，其实跟过去的日工一样恶劣而不稳定。人才派遣公司在中间抽掉的代理费也往往高达百分之五十。

    两个月以後，健治感冒发高烧，但是长期没有交保险费的缘故，不敢去看医生，只好吃买来的药在家里休息。结果，三个星期都没能起床，收入来源断绝。没有储蓄的他，马上不能付房租了，只好搬出来，但是能到哪里去？

    那晚，他带著大背包来网咖第一次过夜。在小小的房间里，除了电脑桌以外，还有躺椅；虽然不能完全躺下来，但是比在外头过夜强多了。不久地发现，跟自己一样的网咖难民其实为数不少；有些人每晚到同一家，其他人则轮流去不同的店过夜。尽管如此，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对话，大家都孤独极了。

    很多晚上，健治完全失眠，因为对将来的不安。他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出路。最近，人才派遣公司发来的简讯，是他跟社会唯一的联系了。

    这就是日本流浪打工者如何成为网络咖啡盲流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