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28 | 劉念祖／文字工作者

每回遇到台幹，就覺得扭曲和矛盾，往往到了飯局尾聲，就成了評論節目的開始。沾光中國經濟盛世的台幹，言語總有著讚歎與憧憬，我以為這麼多年下來，他們已經信服此地，並且，真的尊崇。

但轉眼間，他們口裡吞吐的又是另一番貶抑，他們的台詞彷彿出自同一套劇本，喇叭聲太響、服務不夠好，心態太張揚、手法不細膩、商場太險惡。上一刻他們還在說，中國那麼好，上海樓那麼高，動車這麼快。挑剔，成了台幹面對中國的唯一安慰劑。

面向台灣，矛盾一樣在。

他們說，我已經不管台灣的事了，卻常常回來看牙醫、發表時議，慷慨激昂。然後，他們總說，台灣年輕人呀，沒有國際視野。但回到工廠裡，他們選擇用台灣的體操姿勢規定員工他們口中的國際視野，是走踏在空間地域的移動，而非思想的解放，儘管腦袋裡的界線常常比空間的邊界來得穩固；他們總說，台灣年輕人呀，沒有競爭力，儘管他才剛在壯年時候，在中國職場淘汰賽中節節敗退；他們總說，聘用台灣人才薪資成本太多，卻忘了他也是台灣人，這套人才成本論，終究是得套在自己身上的。

遊走兩岸的台幹，評論的比誰都多；因為來自台灣，他們評論中國；因為工作在中國，他們評論台灣。台幹嘴裡說著、談的種種缺失，彷彿誰先開口，就能得到豁免，自絕在種種問題之外。6、7年前我遇到他們如此，幾年過後，當我發現上海喇叭聲少了，司機叮嚀我下車別忘了東西時，他們評論的，卻和當年如此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