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24 | 旺報

據《富比世》雜誌粗估，23歲的林書豪的品牌價值已竄升到1400萬美元，在全世界運動員中排名第六，是全球品牌價值增長最快的運動員。從2月4日起，就創造出一系列「林來瘋」的他，不僅令台灣人瘋狂，更讓大陸人宛如找到姚明後的另一個精神寄託。

在集體歡愉之餘，兩岸都不約而同提出一個問題：倘若林書豪成長在國內，是否會有現在的成就？這個問題的背後，是兩岸體育環境和教育體制問題。

更精準地說，兩岸個別在「民族存亡、讀書惟高」的社會氛圍下，體育的目的和意義究竟是什麼？

對於體育，當今大陸的思維，不單是「健身」，更含有「強國」的民族主義重任。這種「強國強種」思維源自清末民初「危亡圖存」的大環境。當時中國受到列強侵壓，還被日本人恥笑為「東亞病夫」。備受衝擊下，當時的中國社會開始孕育「尚武精神」，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態勢下，武術作為一種圖騰、一種象徵，把整個中國帶進自救自存的浪潮中。

不少中國有志之士提出武術在振興民族方面的特殊價值，號召全民習武，以求自衛，進而保家衛國。梁啟超在《尚武論》就指出：「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要想馳騁中原，屹立地球者，無不持尚武之精神」，民國4年，教育部更將武術列入學校體育課程。從當今許多大陸國產電影，如《黃飛鴻》等，觀眾不難嗅出對中國武術的瘋迷和自信。

中共建政後，結合體育的民族大義與蘇聯訓練運動員模式，創造出體育領域的「舉國體制」。顧名思義，國家有權力透過行政，甚至準軍事手段，配合政府財政投入和特殊的保護政策，讓運動員符合國家的期待，並達成世界級的目標。

在這樣體制下，專業運動員得犧牲珍貴的童年（林書豪是在父親的陪伴下打球長大）、體育以外的專業知識（林書豪在哈佛專修經濟和社會學）、與家人相處的時光。在中國，有哪個運動員能說出林書豪的「打球是為了追求永恆的快樂」這句話？網球好手李娜可能是唯一脫離舉國體制的案例。

相較大陸，台灣對於運動員的訓練和培育，是「舉國體制」的另一極端：放牛吃草。就行政位階上，體委會在政府的位階，還不如大陸的國家體育「總局」；年度預算也只有區區台幣7、80億，占中央政府總預算的比重不及0.5%。

這迫使許多專業運動員只能「反求諸己」，靠自己拉贊助、爭取比賽獎金，才能撐起運動生命，打開能見度，揹起「台灣之光」重擔。女子高爾夫球好手曾雅妮、超馬健將林義傑都是典型人物。

值得稱許的是，不走大陸舉國體制路線，台灣政府卻透過有限的預算，創造出有利全民運動的運動環境，如台北市在各區廣設收費低廉的市民運動中心；各學校廣設籃、網、羽球場，甚至棒球場，定時開放民眾使用。許多看似「貴族限定」的運動（如高爾夫球），已普及民間，培育出全民運動強身的觀念，「強國強種」的精髓真正落實在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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