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07 | 旺報

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林毅夫在北京發表題為「中國文化伴隨中國經濟的發展而復興」的演講，認為以「仁」為價值體系的中國文化，應當有支持「中國大陸經濟20年年均增長8%的潛力」。他估算「到203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可能達到美國的50%，總體經濟規模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可能達到美國的兩倍，按市場匯率計算的經濟規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國相當。中國有可能再次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強的國家。」林毅夫還舉了同屬儒家文化背景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為例，強化他的論證。

林毅夫指出，中國文化與經濟能否復興取決於以下3點，第一，儒家文化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是否能支撐起經濟基礎，即器物層次的不斷發展、創新，生產力水準的不斷提高。第二，在以「仁」為核心的價值下形成的組織層次能不能與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而不斷演進？第三，以「仁」為核心的價值在經濟基礎不斷提升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組織不斷演化的過程中能否保存，並形成一個完整的器物、組織、倫理3個層次的文化體系？林毅夫的答案是肯定的。

林毅夫的演講，似乎與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關。作為共同擁有中華文化資產的一份子，我們對林毅夫的視野與觀點深感興奮，我們同意中國大陸和日本、亞洲「四小龍」確實擁有相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可以互為參照，但不容否認，他的論述仍存有幾點疑慮，需要釐清。

第一、北京談的「文化發展」，並不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化，而是「社會主義文化」，至多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從文字邏輯可以了解，其主體是「社會主義文化」，而非「中華文化」，「中國特色」不是中華文化，只是用以區別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是否存在林毅夫所說的「仁」呢？我們通篇閱讀「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定」，找不到一個「仁」字，林毅夫的說法恐怕不是中共中央所要做的。

第二、回到林文本身，如果我們假設林毅夫的論述是邏輯的，也就是說以「仁」為主要價值體系的中華文化，可以支持經濟和政治、社會的全面發展，那也不能證明中國大陸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可以推動中國大陸的全面發展，正如上段所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是否以「仁」為中心，以「仁」為終極價值，答案顯然有很大的疑問，所以兩者並不相關。

第三、文化的發展不可能不依賴資源的投入，但政府資源投入就會有管理、指導和規範，結果必然造成文化生命力單一化，最終一旦失去資源，就可能萎縮、消亡。文化的發展既依賴資源，又必須保有自由和競爭的環境，中國歷史春秋、戰國時代是文化、思想最自由、競爭的時代，也是文化思想最發達的時代。漢朝獨尊儒學後，儒家在歷代朝廷支持下，存在數千年而不衰，但儒學卻失去了繼續發展的能量，其後的中國精英都只是為孔子思想作傳、箋、注、疏、釋，都是在解釋論語，而沒有新的思想。大陸並不存在自由和競爭的文化發展環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發展動能，顯然仰賴政府資源投入因素多於自由與競爭的因素，文化成長動能是受到制約的。

當代的中國大陸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改革確實都面臨瓶頸，中共如果希望透過文化改革尋找新的改革共識，或者說，準備在經濟改革成果上進入上層建築改革，林毅夫提出「中華文化復興」概念，應該是不錯的想法，可惜全文沒有真正「復興」，只有「復古」。歐洲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重點在「興」，而「興」的前提，是傳統文化與當代的對話，發掘傳統對當代的意義，並藉此抨擊當代的文化和制度，以建立新的文化，建立新的社會制度體系。

假如中共中央的「文化體制改革」、是對於當代改革「深水區」的探索，則林文提出的「中華文化復興」，應該是讓「仁」的核心價值與市場經濟對話，發掘「仁」在市場經濟中的缺陷，以及市場經濟如何需要「仁」的補充和救贖，才能完善市場經濟的運作，從而發揮「仁」的新價值，才有可能使「仁」的主張，「仁」的價值，具有更大的延展性和生命力。而且從行動加以實踐；內則凝聚改革的共識，外則展示中華文化的軟實力。如果只是「復古」，不但無法內聚改革的共識，更不可能成為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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