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31 | 杜宇／陳李農改研究團隊執行長

台灣農地違法濫建的亂象於此次總統大選被吵得沸沸揚揚。目前在台灣鄉下地方，經常可看到閒置或興建豪華別墅不事農作的農地。同樣專業農民收入偏低，使得兼業農民的比率大幅上升（占78%）。隨著經濟結構轉變，農業總收只占國內生產毛額的1.55%，且農業用地功能已由單純糧食生產朝向多元化，撇開政治，重新定位農民，農地農用確有其必要性。

同樣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農民的身分定義與實際職業相符合。但是自從「農民工」出現之後，爭議開始產生。由於農民與城市居民在福利方面天差地別，許多農民早已不從事農業生產，寧願到城裡謀生，但是這些農民工似工實農，戶口名簿上還是農民。而在中國必須取得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准入證明，才能由農村遷往城市。這意味著農民進城的管道基本被擋住，流動遷徙也大受限制。判斷農民的標準不是職業，而是血統和出生地，這樣對農民族群也不盡公允。

進入新世紀，兩岸政府應以新視野與新思維來對待農民，努力縮小城鄉差距，提升農民的社經地位，讓農民擺脫歷史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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