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清生老师即将启程赴京参加他的新书《森林中有许多酒》(山东文艺出版社)发布会前夜,我们决定在朝夕相伴的“书记群”里举办一场群访谈。2022年2月21日晚8点,一场未经“彩排”、没有提纲的“群聊”愉快地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未几,热心群友门淑敏老师把音频整理成一个文件发出来。本书责任编辑李玉玲老师又据此整理成文。古老师是超级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主创者,十多年前突然隐入神农架的茫茫林海中,开始他独特的耕读生活。就在大家渐渐淡忘了这位畅销书作家之时,他却在几年前他出版了《我就是山中那盏灯》(花城出版社),让大家知道他还在坚持写作,宝刀未老!这本新书的出版以及我们这场随意的访谈,让我们窥探到他隐居的目的,其实是隐藏着一个“野心”——转向自然文学创作,成为世界性的作家。
为什么会选择隐居?能否分享一下心路历程?
我本来在湖北大冶的地质队工作,天天和矿山打交道。业余从事写作后,就像别人想去巴黎那样想去北京。后来去了北京,待久了,又感觉需要一个安逸宁静的地方思考。2000年,我开始行走中国。当时,神农架邀请我去写金丝猴。以前去神农架,是从宜昌出发。这次,我想越过北方大地,看看如何从北方登上神农架这座高山。我骑摩托车从北京出发,最后,从河南邓州翻山过去,到了神农架。
去到那里,看到那么美的自然环境,一下子被吸引,就留了下来。
当时北京正是雾霾严重的时候,我一去神农架就想,不要被吸引住,陷入这个地方。当地领导看出了我的心态,说:“古老师,我们给你一片茶园,不收钱,你就在这里种茶好吗?”我想,可以啊,我只需要春天来这里采茶带回北京,大家一起享用。
后来茶叶到了北京,大家一尝,都说这么好的茶,应该打出自己的品牌来。我就进入大坑。打品牌,就要注册商标;注册商标,就要注册公司;注册了公司,生产品牌茶叶还要有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必须有茶厂,我就盖了茶厂。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留在了神农架。
隐居在东方和西方都自有传统。比如东方有终南隐士,西方有瓦尔登湖的梭罗。您受西方还是东方的影响更大?
西方的隐居,是择一地避世观察,思考,研究;东方的隐居更崇尚无为。我是希望有为的。
我很热爱西方文明,但并不反叛东方文明。其实好的东西比如甜的,东西方都喜欢;苦的,东西方都不喜欢。所谓文明的同构。但西方对待自然的方式我更喜欢,他们是有为的,东方是无为。我不喜欢东方那种“空即是有,有即是空”的空辩。
我觉得西方文明对自然的亲近,比我们早。我们传统文学里的对自然的亲近,是一种士大夫的姿态,所谓“借物抒情”。而西方从工业文明开始,大概14、15世纪,百科知识热兴起,使得广大市民都喜欢到自然中去观察,考察,认识。英国蝴蝶调查,就是英国人自发进行的,他们花了四十年调查清楚。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英国的珍妮·古道尔也令我佩服,她一毕业就去了非洲观察大猩猩。我把我的鸡命名为珍妮,就是想纪念她,时刻想起她。
我受蕾切尔·卡森影响很大,她是我的偶像,或者说导师。她第一个写作生态,那本书叫《寂静的春天》,有很多版本。我买了很多本,随身带着。这本书深刻地影响了我。我想做生态的有机的茶——还有其他农作物。如果我的经验可行的话,我要先在神农架推广,继而推广到其他地方。
您的写作更偏向西方的自然文学还是东方的自然文学?
我觉得我们的散文抒情特别多,叙说特别多,没有骨感。我的散文追求科学的含量,对植物动物表述都有依据。这迫使我阅读大量论文,获取坚实的信息。写植物时,我不会用土名、俗名——比如一年蓬,村里人叫江南蒿;牛膝菊,村人叫羊膻草——我会用专业的名字。这是西化的写法。西方人会写“一棵山毛榉树上站着一只乌鸫”,东方人会写“一棵树上站着一只鸟”。这种精确的描述,我觉得交流和沟通的功能更强大。
怎么看《瓦尔登湖》?
梭罗去瓦尔登湖时,已经是名人。他是开山鼻祖,是先贤,后来者必须有更多研究、思考、创作。
在神农架种茶,生活收支能平衡么?有盈余吗?
我在神农架做茶,没有亏本,有盈余。疫情期间也没有亏,但是生产重点有所调整。
我对种茶有信心,源自小时候种花的经验。我小时候喜欢种花,种了很多花,特别喜欢米兰这种幽香的植物。我想,我把种花的细致用在茶上,一定能成功。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种茶前景如何。但我当时接了很多专栏,请农民做事就写一篇文章赚稿费,以此平衡收入和支出。我相信我不会亏。
渐渐,我发现和我和农民思维的差别。比如我发现茶树枯萎,叶子变黄,就天天蹲在那里研究,发现是因为苔藓从地上爬到树上,吸收营养,导致枯死。我就想办法把苔藓去掉。苔藓拔不掉,也不能用刀子刮,会伤害茶树。我就实验用喷壶喷湿,一撸就掉了。我实验成功,就请农友来做。农友做着做着,很生气,说我们半辈子种茶,也没这样做过。他们觉得有点委屈,好像大材小用了。这些细节显示出我们在农耕方面意识上的冲突。
我相信茶的味道提升到一流就成功了。农友说:“你的茶园当然管理得好,你一天跑五六次,草都被你踩光了。”
一开始,我请了很多农友,挖茶园,修剪,每年要花2万块钱。有茶嫂说:“你的茶园一行行的,都走不通。”我去检查,确实走不通,就开始自己来,修枝,割草,都是我自己干。一个瑞典皇家医学院毕业的朋友建议说,鸡矢藤要从根拔掉,割掉很快就长出来。我学到了。总之,农民的知识,我用;科学家的知识,我也用;我还观察别人种茶炒茶。这个过程,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中间还有个“重大事故”。有个外地的炒茶师不厚道。我请他炒茶,讲好8万,预付2万。结果我发现他做了一个礼拜就给别人做去了,我就提出解约。炒茶师知道我爱惜名声,在车上挂上横幅,带上高音喇叭在街上转,说我欠民工的工资。我报警了。后来我就自己炒茶,红茶,绿茶,还发明了金茶,获得发明专利。其间,我阅读了大量茶书、论文,研究制茶。我觉得会喝茶才知道好茶的味道,才能炒出好茶。这也是我的优势。
当初我调查了市场,就冲着高端市场去的。10000元一斤的开园新茶能卖到20斤左右,一年的成本就回来了。
而且,离开北京的时候,大董就提出蜂蜜和茶叶都放在他那里卖。炒出茶来,我一只手提七斤,一共十四斤,要给他寄。后来一想,不能寄那么多,有点宰客的味道了,寄了七斤。当时我的茶报价2000一斤。大董收到后,马上打钱过来。所以,我一开始的经营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后来,尤其是疫情三年。
疫情三年,主要得益于玫瑰露和艾露。玫瑰露虽然也受欢迎,但玫瑰花期集中,量有限。疫情期间,艾露更受欢迎。茶叶销量大减,露却大增。没有出现亏损。
去年养了200多只鸡,粗略统计亏了2万块。我不觉得是损失,因为我有了养鸡的经历,这对写作的人来说都是财富。
不过,这些年来,心态发生了变化。以前,泡壶好茶,靠着椅子,晒着太阳,读几页书,很享受。后来,好茶留着卖钱,茶叶末子自己留着喝,开始向纯粹的农民转变了。
如何在神农架保持初心,忍受孤独?
我对植物特别感兴趣。我的茶园里有很多动物,熊,野猪,猪獾子,麂子,山羊,豹猫,还发现被吃剩的骨骼——说明有猛兽。但动物我是跑不过的,植物不会跑。猛兽是看不到的,包括熊。我怎么发现熊的呢?我喜欢每天下午,在茶园的松树下看书,躺着松针上,晒晒太阳。看累了就睡一觉,醒来就回去。猫科动物联盟给我装了8个红外监测,绑在树上,有动物经过会自动拍照或录像。后来,我取出储存卡,插在电脑一看,哇,我睡觉的地方有熊走过。我从此再也不敢躺在那里睡觉了。当然,熊在白天不太会出现在有人的地方。
一开始,认识新的植物让我很兴奋。只要有考察植物的人来,我都自发开车接送,陪着他们。他们很烦,觉得我问的是小儿科的问题。后来我发现,他们遇到不认识的植物,会随便告诉我一个名字,我记住了,回去一查,不对。我很生气,但人家已经走了。
后来,我从植物分类学出发,认识很多植物,圈定了一小部分植物。我跟植物学家说我要写论文,他说你写不了,你没有数据。我又跟另外一个植物学家说:“我观察十年,能不能写论文?”他说:“那当然行,我们比不了你,我们可不能在野外待上十年。”
我还会去穿越无人区,比如阴峪河大峡谷,我走了三天。那地方,人在山脚下走,动物在山梁上跑,蹬下石头呼隆隆往下滚,很刺激。那里旱蚂蟥特别多,有一次我身上有13条之多,睡觉的时候都懒得捉完,反正它们吃饱后会走。
大家觉得一个人在深山会有寂寞感。我的寂寞感是什么呢?每当看到一种非常美丽的植物或者一种奇异的鸟,会特别想告诉别人,想拍出来给人看。但没什么人可以交流,这让我感到郁闷。尤其是冬天,树上挂着雾凇,漫山洁白,琼瑶仙境,宁静,空旷,悠远。我特别想叫谁来看看,但没人来看。会有点郁闷。但是,我可以变成文字。
您的方法是用写作去消解孤独。其实生活里还有一种寂寞是无法百分百表达,或者说他人无法与您感同身受的,像这种用写作也无法消解的寂寞,您会如何处理?
在微信群聊天,就是一种消遣。一开始,我怕被社会抛弃,经常在群里说一说。他们说我在吐槽。后来我想吐槽是不对的,转而换一种理解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我有一条非常好的狗叫亨利,经常和它交流。但跟狗狗交流有一个问题。我经常说它:“你也不读书,每天就是跑或者睡觉,将来怎么办?”亨利就很困惑地看着我。我们永远没法沟通,这也是很郁闷的事。
特别特别孤独的时候,我会开上车去城里看看人。比如去松柏镇,那是神农架林区首府,好多人,晚上有好多灯,红的绿的霓虹灯,非常亮。这是森林里没有的。森林中最亮的就是月亮,没有月亮的时候就是金星,它很亮地悬在天上。
从《中国可以说不》,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中国可以说不》是个偶然事件,当时也没想到会那么轰动。但我喜欢独立的思考、写作。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俄乌战争,我一直在微信群里写俄乌。但我不当作品写,当智力体操练练。我不会再去写政论,我想写能放得住、能流传的东西。
您当时进入神农架隐居是不是写作上碰到了瓶颈期?
不是写作瓶颈的问题。那样写下去,也能混个小名声,但是想更上层楼就难了。我从20世纪末,就开始在全国走。每天写篇美食,出了很多美食的书,其实是人文地理。但是大家不把吃列入艺术,没办法。
我的茶,自信可以把很多品牌甩在后面。更大的愿望在写作上,我从北京离开的初心就是创造新的文学体系,现在叫自然文学。我以前说“写自然”,写人在自然中的感受,人对自然的看法,人对自然的想象。
要有全新的写作,需要有全新的生活模式。我觉得大多数作家是相同的,文学作品可以互换,就是说换了作者名,读者也察觉不到。没有个性,没有独特感受,没有独特思维,是混沌的,不自觉地在一个染缸里沁。
我觉得我的农耕生活,写出来就天然不一样,是个人的,独立的,独特的。我不觉得我要跟国内作家比拼,我要跟世界上的同类作家对比。我特别欣赏海明威,他每写一篇小说,就会说这一篇,干掉了契诃夫。那一篇,又干掉了谁谁。我没想过用很短的时间出大成果,我把时间放长到20年。我觉得我的茶经过二十年,会成为中国名茶。我坚持写散文,也会独树一帜。这也是使我能够在森林中坚守的信念。
谈谈您的写作风格吧。
我的写作风格,其实一直是清淡的。过去也有那种磅礴的一泻千里的写法,现在更倾向于这种抚慰心灵的治愈风格。
你以前的状态是写字楼里关着,你现在的状态是农田里守望着,本质上也还是在忙碌,是你最开始想要的状态吗?
现在是我想要的状态。一切事情我说得算,今天劳动还是不劳动,写文章还是不写文章,我说得算。以前一有约稿就得马上写,不然误事。最重要的是,我不需要写软文来获得收入了。
如果喜欢的话,从事农耕会有很多很多乐趣,享受到从播种到丰收的过程。
有很多体验,没有从事农耕的话,是想象不到的。比如我去割蜜,可以不做防护,穿着T恤去,蜂子不咬我。其实,我大可以光着膀子去,但有点难为情,因为太肥了。
而且,靠体力劳动养活自己,写作还能获得稿酬,这就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满足。
在森林有一种感受,有点得罪人,平时都没说过。我在山上,去感觉城市,会觉得城市是一个巨大的蚁巢。夜晚,很多蚂蚁进入蚁巢;天亮的时候,跑出来,密密麻麻,浩浩荡荡。
看到书中酿酒的内容,想问您是在哪里学会酿酒的?酿酒过程中您认为哪个环节最难把控?
发酵酒工艺很简单,但有些环节要把控。器皿很重要,我用帝伯专业酒桶,法国燕子酵母,太古冰糖。最先做的是猕猴桃酒,这是果酒,加糖酒精度会高一点,不加糖就低一点。我喜欢高一点,所以加冰糖。把猕猴桃洗干净沥干,放桶里,拌上酵母,放上糖,密封,就会自然发酵。
我做得最好的是五味子酒,胜过波尔多酒庄的葡萄酒。农友尝了也喜欢,提出给我摘五味子,我做酒,我们来分。有些来茶庄的女客人也很喜欢,度数不高,味道奇特。
至于葡萄酒,我请了一个葡萄酒的博士,想种葡萄,请他酿酒。他研究了气候、地理之后,说这里种不好葡萄,也酿不了好酒。我买了十几种葡萄苗种下,发现确实没法做酒。葡萄一熟,鸟、胡蜂、蜜蜂,铺天盖地地来吃。
钓鱼于你来说是爱好还是磨性子?因为我觉得钓鱼的人太无聊了。
垂钓是一种非常非常有趣的活动,坐在水边发呆,胡思乱想,把要想的、要写的、要做的理清。同时跟鱼斗智。你想如何把鱼钓上来,鱼想如何把你的饵吃掉。钓上鱼来,我就说:“你这家伙,没斗过我。”然后回家把它吃了。
和农户相处得好吗?
我在官门山石槽河的茶园,有两亩地。我请农友帮忙开荒。我问农友一天多少钱。他们说50。我说好。他们挖地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突然想起:我是在剥削他们啊。这是我们在城市中固有的想法。但是隔天我遇到一个开荒的农友,他说:“古老师,以后有活,多照顾我啊。”我的脑子转过弯来,提供一个劳动的机会也是善事,不完全是剥削。
大多数时候,农户们都很好,都很友善。但有时候就要留点心了。比如帮农友卖菜,我义务帮忙,还贴汽油,贴发货费用。但有的人说我赚了大钱,让我很生气。第二年更差,有的包菜是泡过水的,重了,但路上会烂。后来我就只帮固定的人。
我看您养过娃娃鱼,还养不?
朋友请我去湖南写娃娃鱼,我在湖南观察了一年。后来朋友把娃娃鱼送来,我养着。娃娃鱼都是晚上出来,我每天晚上去看三次。长期观察下来,我对娃娃鱼的了解比过去清楚得多。之前我看了百来篇的娃娃鱼论文,经我观察,很多立不住。
我一直都很向往这样的山居生活,但是无奈动手能力太差,根本不会干农活,也怕黑夜时的野兽。
神农架的黑夜充满恐怖氛围。我住的地方,两边山上都有绿荧荧的幽灵般的光。我怀疑是荧光鸟,但没看到神农架有荧光鸟的报道。我觉得它在山上窥视着我。
一定要敬畏自然。有很多河流,很浅,只有半米深,你不要下去,可能某一个水潭下面就有暗河,能把人拽走。也有很多天坑,喀斯特地貌,被水溶蚀,又被植物覆盖,人掉进去就出不来。
我们那里的盘山公路非常险,很长的路都没有人。我的两座茶园相距70多公里,我常在晚上穿梭于山上。有一次,我在公路边看到一只小豹子,想捉回去养。停下车,正推门时,我转念一想,这么小的豹子在这里站着,后面肯定有它的妈妈。赶快开车跑了。
动物的家在哪里,我还是比较清楚的。我的官门山茶园有个石洞,
里面有两只麂子,我一般不拍照,免得暴露它们。它们被发现,是因为大雪天下来偷菜吃,人家顺着脚印发现了它们。
在您看来,城市里的人要在神农架这样的地方长久地生活下去,至少要具备什么?
有一个扬州的朋友,特别向往神农架。他要把房子卖掉,来神农架养蜂。我建议他不要卖掉房子断掉后路,不然遇到困难的时候,危机感会特别强。
城市人最终的归宿会是城市。迟早会回归城市——村里人都去城市了。
选择哪种生活方式,其实都有得有失。作为作家,最好有独特的经历。否则泛泛而写,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建树。
我很好奇,您从拿笔的变成拿锄头的,转变过程中,心里有没有落差和迷茫?
心理落差是巨大的。以前外出采风,都有人接待。现在要接待别人,让别人享用。但是做农业劳动非常好,我已经是一个壮劳力,农民也拼不过我,有一次炒红茶,我做了两天两夜,没人熬得过我。而且我觉得,请人做事只能做到六成,必须自己动手做。如果你不做又不去现场,那就完了。你请的农友会去树林里睡一觉,下班的时候就回来了。
我看过二冬的《借山而居》《鹅鹅鹅》,他租个地方,感受诗意田园的生活,然后描写日常。您从文耕到农耕,去体验农民的生活,去学制作酒,是不是也很向往诗意田园?和这些租地方写文的作者比起来,你们的区别在哪里?
巨大的区别是我出产品。我希望做世界最好的茶。
古老师能说说您的名字由来么?正宗清苦的书生吗?
清明生的,就是清生。随便取的。但我觉得也是一个隐喻,清清白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