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与清初遗民诗

　　中国诗史流衍发展至明清，已积累了一份极为厚实的诗学遗产。因此，与唐宋诗人相较而言，明清两代诗人大都在复古与求变的诗学命题前徘徊，学习前人，甚至模仿前人的痕迹要明显得多。但明清易代之际却不同，眼中流泪，心底流血，每位诗人笔下，尤其是遗民诗人笔下，随感而发，真情流溢，学唐也罢，宗宋也好，均能各出机杼，自具面目，很难看出其模仿迹象。

由于地域、家庭、个性诸因素的影响，清初遗民诗人在审美趣味上千差万别，但共同的时代苦难、相近的人生境遇与处世态度又使他们在审美选择上有着基本一致的趋向。屈原、陶渊明、杜甫，以及以宋遗民诗人为代表的宋诗，不仅在清初遗民诗人那里得到基本一致的肯定，而且往往成为他们效法的对象。由人品而及诗品，从诗学精神到诗艺、诗风，浸染熏陶，沾溉良多。另外，在清初实学思潮的大背景下，遗民诗人大都能对前代诗学遗产进行理性反思，盲目崇古好古者少，辩正分析、批判继承者多。因此，那种单一的诗学偏嗜被时代的、理性的、自觉的审美风尚所取代，专主一家一人者少，转益多师、广泛学习者多，形成多样兼容的特点。

屈子诗魂的感召

   清初遗民诗人，出于时代感应与人品仰慕，宗杜学陶者甚多，而专学屈原者相对为少。尽管如此，在宗杜学陶的同时，不少遗民诗人仍以屈原为效法对象，诗风深受《离骚》浸染。当时，研习《楚辞》的如王夫之著有《楚辞通释》、钱秉镫著有《屈话》，而经常诵读《离骚》者则更多。如傅山《宿水》云：“为读屈平骚不尽，汨罗江泛到心肝。”万寿祺《赵书屋》道：“挑灯静夜倚琴床，读罢《离骚》泪数行。”钱秉镫《夜坐》亦云：“西窗灯独暗，拥被读《离骚》。”其读《骚》之情景历历可见。在遗民诗人那里，屈子及其《离骚》不仅具有文学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人格意志的力量。因此，从诗风渊源的角度来看，傅山等人之读《骚》吟屈，除敬慕屈子之高洁人品，抒发异代同感之悲怆外，殊难与屈子之浪漫诗风相契合。而真正深受屈子诗魂感召，又真得屈子诗风者，当为归庄、阎尔梅和屈大均。

   归庄为人，狂傲怪诞，豪放不羁，诗风也豪迈放逸，一往奔注。其人品、诗风，得于屈原影响者甚多：全祖望在读归庄《万古愁》曲时，曾体会出其为“《离骚》、《天问》一种手笔”，其实，归庄诗之主调也与屈子之浪漫风格契合。今存《归庄集》中，写诗人读《骚》吟《骚》之处凡三见《九日过普济寺养病》云：“《离骚》读罢钟初歇，支枕长吟梦不成。”《岁暮二首》其二又云：“读罢《离骚》倦欲眠，霜清月白四更天。”《旅居杂诗》其二也道：“已矣无复问，挥杯更读《骚》。”归庄钟情《离骚》，瓣香屈子之情状再清楚不过。归庄之读《骚》吟《骚》，不仅仅是一种外在表象，其狂放浪漫而又不同流俗的气质本就契入屈子人格。屈原那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百折不回、积极顽强的斗争意志，对于身处沧桑巨变之际，而又坚持遗民志节的归庄来说，的确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屈子之浪漫，屈子之哀怨，均潜移默化地融入归庄诗中。归庄诗中那深厚的故国情思，坚定的恢复之志，正是屈子“虽九死犹未悔”的胸襟展露。归庄诗中的五、七言古体，更见《离骚》的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诗中那怆怏难怀的怨情，直逼屈子：所以，说屈《骚》之影响归庄，除人格感召外，当主要在于诗人抒情方式之相似，情感真率程度的接近。归庄诗中花与酒的涵载与屈《骚》中香草美人之寄托的相似自不待说，其友情、亲情与故国之情的真率亦可与屈《骚》相比肩。

阎尔梅一生奔走流离，备受艰辛，但抗清之志始终不移。他平生最敬仰屈原及其《离骚》，其《王又沂云间诗序》云：“《离骚》一卷，举天地间自古迄今可感、可惩、可悲、可愕、兴观群怨之情状，无一不沉涵于其中焉”在《阎古古全集》中，提到屈原及其代表作《离骚》的地方有几十处之多，可见，他无时无处不读《离骚》。在家闲居时，“三年穷饿一书籝，恸哭《离骚》伴屈平”（《答龚孝升》）；到友人家避难时，“痛饮《离骚》闭门住，西园花下即深山”（《书梁吟梁斋中》）；在奔波的旅途上，“羁旅秋光题不尽，初将兰蕙谱《离骚》”（《重阳客通许邑》）；环境所迫，不能公开读时只能“莫怪《离骚》曲，逢人背地吟”（《杨犹龙署中大雪》）；友朋欢聚时，“走到君家须痛饮，鸡鸣犹自唱《离骚》”（《素樱斋杂吟》）；不仅自己读，还要传授他人，“樊湖十月醉兼蔑，授尔《离骚》古韵差”（《孟传是携其长郎北游，余于九江遇之，喜赠》）。如此钟情《离骚》，时刻以屈原精神激励自己，其诗风受屈《骚》影响，也是很自然的。阎尔梅诗，以雄奇豪放为主调，这除去其本人狂逸不羁的性格，数十年奔走四方、受雄奇山河景致的影响外，屈子浪漫诗风之育化当为关键。

受屈原浪漫诗风影响最深的遗民诗人是屈大均。在屈大均诗文中，赞美屈原人格及其作品的地方可谓俯拾皆是。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屈原及其作品的崇高的历史地位。他不仅在《阎氏自序》中说：“天地之文在日月，人之文在《离骚》，《六经》而下，文至于《离骚》而止矣。”而且在《孟屈二子论》中认为“《诗》亡而后《离骚》作”，“《离骚》诸篇，忠厚徘恻，兼《风》《雅》而有之”，指出《诗》《骚》精神的一致性。还进一步说：“有《离骚》之文，而士大夫之志遂与日月争光。”在他看来，正是《离骚》把屈原忠贞爱国的精神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给后人以强烈的感染和教育。在沧桑鼎革的明清之际强调屈子之精神，其现实意义显而易见。当然，屈大均高度评价屈原人格与辞赋作品，除去个人遭遇的相似，以及其狂放豪迈的性格对屈子浪漫诗风的偏嗜外，还由于他自认为是屈原的后裔，理应秉承屈原之志。屈大均能够坚持民族气节至死不渝，与屈原精神的影响分不开；其诗歌创作中所体现的浪漫主义色彩，也与屈骚所开创的浪漫主义传统的影响密切相关。他在《自字冷君说》中曾经明确承认，对屈原既“学其人，又学其文”。《西蜀黄费锡磺数枉书来自称私淑弟子，赋以答之》又道：“《风》《雅》只今谁丽则，不才多祖《离骚》词。”《翁山诗外序》也说：“少年所作，旨多寓言，含吐《庄》《骚》。”其实，何止“少年所作”，屈大均诗歌的浪漫基调，美人香草、比兴讽谕的手法无不得力于屈《骚》。

陶潜淡雅风致的效应

陶渊明本为典型的隐士，在中国古代诗史上他是以隐逸诗人或山水诗人的面目而出现的，但是，他又身处晋宋易代之际，还具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于是，从南宋遗民开始，他即被拉进遗民行列，并且被确立为具有隐士心态的遗民的典型。到了清初，明遗民更从陶渊明身上发现了许多人格的闪光点，对陶渊明虽隐居而不忘故国、不臣服新朝的人格特征大加弘扬。因此，明遗民肯定陶渊明，不仅仅因其人品高洁，而且由于陶氏所处的晋宋之际与明遗民所处的明清之际有相似之处。

陶潜于晋亡之后写诗作文均用甲子纪年，不用刘宋年号。这种做法在清初遗民诗人那里得到了继承并发扬光大。不仅顾炎武诗中不用清朝年号，傅山、归庄、王夫之、屈大均、陈恭尹等人诗中同样见不到清帝年号。河朔诗人刘逢源道：“只将甲子纪文章，休羡桃源忘晋魏，先生枕畔亦羲皇。”（《朱缉逸民史》）阎尔梅《重阳读陶诗有感》云：“闲中甲子俱忘矣，醉后诗文卒概然。”《陶靖节庵》亦云：“碑竭当头题晋字，其余何事不千秋。”可见，清初遗民诗人是将陶潜作为遗民来认同的。当然，对陶潜之气节作泛泛赞扬者更多，如孙奇逢《与友人谈五柳先生》云：“我最爱陶公，门前少五柳。”吴嘉纪《遣兴》云：“陶潜重其腰，慷慨归乡井。”万寿棋《出门》云：”五株栽柳心可知，百亩种林腰不折。”孙奇逢、吴嘉纪、万寿棋诸人所颂扬的，正是陶潜被前人所标举的“不折腰”的节操。另外，与前人推崇陶潜“恬淡静穆”、“忘世绝尘”的观点相反，遗民诗人将注意力转向了陶潜《咏荆柯》等诗所潜藏的“猛志固常在”的人格特征。如钱秉镫在《文灯岩诗集序》中即言：“夫靖节岂必以《咏荆柯》、《读山海经》数首为有所寄托乎？即其《饮酒》、《咏怀》、《拟古》诸杂诗，皆甚不能忘情，而欲以是忘其情者也。”傅山《青羊庵》诗亦云：“淡静陶处士，乃有咏荆卿。剑术惜其疏，举杯饮欲忘。”他们所弘扬的正是陶潜隐居而不忘世的处世态度，而这也正是清初不少隐士型遗民所追求的。

对陶潜人品的仰慕，必然形成对陶潜诗风的效法。清初不少遗民诗人不仅有“和陶”、“集陶”之作，而且在诗风上也呈现出陶诗清新淡雅的韵味。以浙东遗民李邺嗣而言，其《杲堂诗钞》卷二所载四言古诗中的《停云》、《时运》、《荣木》、《劝农》，卷三所载五言古诗中的《次陶公怀古田舍二章》即为“和陶”之作；而《杲堂外集》卷一“目录”所载《集陶二十六章》，又为“集陶”之作。他如万寿祺，在《答人》中言“自学柴桑老，门前五柳贫”，诗风也清新俊逸，冲和淡雅，其门人刘湘曾明确说万寿祺甲申（公元1644年）以后之作“冲和雅淡，逼近渊明”。又如曾充分肯定过陶潜隐逸人格的吴嘉纪，夏荃《退庵笔记》就认为：“野人先生诗，幽淡似陶，沉痛似杜，孤峭严冷似贾孟。”再如诗风雄奇豪放的阎尔梅，也受到陶诗的影响，计东《奉赠古古先生》即称其“诗篇逼陶谢”：

陶潜诗歌的淡雅风致与清初部分隐于山水田园的遗民诗人的心境正好吻合，因此，遗民诗人之学陶，也是一种心理调剂的方式，山水田园之作多呈现出陶诗风韵的原因也正在此。事实上，大多数遗民无法真正忘世，所以，清初遗民诗人中的学陶者常常兼备多种手笔，而陶诗有时似乎成了一种诗人心理和诗风的调剂与补充。尤堪注意者，学陶诗人一般必学杜，李邺嗣《秋夜读豫章王于一诗》云：“书题甲子怀彭泽，泪洒关河对杜陵。”《夜坐同蕴生诗成》亦云：“田园自适陶公趣，盘翁都成杜老名。”陶与杜对举，既体现了清初遗民诗人在人格与处世态度上的双重性，也是其诗风互补的重要标志。

杜陵诗风的魅力

清初诗坛，尽管不少诗人对唐宋诗之争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但宗唐仍为一种较为普遍的诗学现象。而宗唐者，必推尊杜甫。在这种普遍的诗学氛围中，遗民诗人尤为尊杜学杜，况且他们对杜甫有着异代同悲的心理感受。

在清初遗民诗人那里，杜甫在诗史上崇高的历史地位首先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河朔诗派领袖申涵光曾明确把宗唐归结到学杜，认为杜诗是唐诗最杰出的代表，其《青箱堂近诗序》云：“诗之必唐，唐之必盛，盛必以老杜为宗，定论久矣。”这与中唐以来许多尊杜者的观点基本一致。桐城遗民钱秉橙还认为杜诗无所不包，学杜诗可矫正和避免片面宗唐或宗宋所带来的弊病，其《季野堂集引》道：“盖少陵凡诗家所各有之长，无不具有。唐者得之足以矫唐，宋者得之足以矫宋，惟其情真而气厚也。”他们或推崇杜甫的人品，或肯定杜甫的诗史精神，或赞扬杜诗的艺术成就。杜甫生当安史之乱，岁月动荡，时势艰难，但诗人在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之时，仍忧国忧民，其阔大的胸怀、崇高的人格即被遗民诗人首肯。对于杜诗之诗史精神，屈大均《杜曲谒杜工部祠》赞道：“一代悲歌成国史，二南风化在诗人。”至于杜诗在艺术上的成就，遗民诗人更是赞口不绝，如傅山即认为杜诗在艺术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家训》云：“杜诗不可测之才人，振古一老，亦不得但以诗读，其中气化精微，极文士心手之妙，常目在之。”正因杜诗有如此强大的艺术魅力，所以不少遗民或“惟手录杜诗过日”（朱鹤龄《传家质言》），或“读杜诗，岁常五六过”（申涵光《张覆舆诗引》）。由上述可见，清初遗民之尊杜学杜，除清初社会审美情趣的感染外，主要原因仍在人品的仰慕与时代的感应。这里仅以顾炎武为例，以见杜诗浸染清初遗民诗风之一斑。

顾炎武尽管在谈到同时代人的创作时曾明确指出：“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与人书》）但实际上，他的诗歌深受杜诗影响，尤其是艺术风格与杜诗极为相近。曾为顾诗作过笺注的徐嘉首先指出顾诗与杜诗在“诗史”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其《顾亭林诗笺注·凡例》云：“先生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抚时感事诸作，实为一代诗史，钟美少陵。”而邱炜萲、杨钟羲诸人的着眼点则在亭林诗的艺术渊源，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崖》云：“屈、顾二公诗学皆从杜出，其一种悲凉肮脏之意，早已相视而莫逆矣。”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亦云：“亭林五律直接少陵，其得于诗之本者同也。”其他可以不说，仅以亭林七律组诗《海上》而言，其沉郁苍楚、雄浑悲壮的气势，即与杜诗沉郁顿挫的风致完全相通。因此，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即评《海上》诗为：“无限悲浑，故独超千古，直接老杜。”

另外，从顾炎武等人的诗风中我们还可了解到，清初遗民诗人中的宗杜者，一般都对于明代前后七子有好感。以顾炎武而言，他对七子一味模拟、抄袭乃至剽窃古人的陋习，诗风的浮廓空泛，深恶而痛绝，但对其诗歌创作中字句格调的锤炼之功，语言的雄浑典雅，又深表赞同。尤其对后七子领袖李攀龙，顾炎武曾经不无钦佩地说：“绝代诗题传子美，近朝文士数于鳞。”（《济南》）正因如此，近人包世臣《读顾亭林遗书》云：“亭林诗导源历下，沿西昆、玉溪、杜陵以窥柴桑。”钱锤书《谈艺录》也说：“清初诗家如天生、竹坨、翁山，手眼多承七子，即亭林、梅村亦无不然。”他如河朔诗人，在宗唐学杜的同时，又普遍对李梦阳和何景明表示赞赏。张盖《绝句》云：“青莲杜甫看前辈，大复空同冠本朝。借问后来谁继起，江南江北总萧条。”推尊之意甚明。又如曾师从陈子龙的毛先舒，不仅在《诗辨低》中专立《竟陵诗解驳议》一篇，痛诋钟、谭而维护七子，而且所作诗歌也“音调浏亮”，有七子之余风。清代初年，尽管不少诗人对七子痛加挞伐，但七子诗风仍很流行，这一方面固然由于七子也推尊盛唐，以杜陵为宗，并写过不少忧国忧民的诗，与遗民诗人有共鸣。另一方面，从遗民们攻击复古派的言论看，似乎只在病其模拟而失真，即顾炎武所谓“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病其“建立门庭”将诗风限死在一隅，并不真正反对七子诗风。因此那种场面大、格调高、情绪激昂的七子诗风，被那些身遭家国之痛，心怀孤愤之情的遗民诗人所继承，内容自然充实，格调自然深沉，那种肤浅近伪的感觉也就不见了。

清初遗民诗人多由七子而溯源杜陵，在宗杜的同时又兼及其他，眼界阔，路径宽，因而，多能自具面目，自成格调。

宋诗的趣味

在唐宋诗之争的诗学潮流中，宋诗一直是遭贬的对象。直至清代初年，宋诗才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被重新发现、重新肯定，才逐步形成了与唐诗分庭抗礼的局面。关于清初宋诗复兴之气象，当时不少诗人已有察觉，后人的论述则更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宋诗钞》条下言：“盖明季诗派，最为芜杂。其初厌太仓、历下之剽袭，一变而趋清新；其继又厌公安、竟陵之纤佻，一变而趋真朴。故国初诸家，颇以出人宋诗，矫钩棘涂饰之弊。”于《精华录》条下又言：“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宋诗复兴之气象不难看出。

清初宗宋诗风的形成，原因甚多，但民族情感的转注当为主因，明清易代当为契机。明之亡于清，与宋之亡于元相类，历史情境的相似很容易使明遗民对宋朝产生好感。他们要表达故国之思，最好的方式就是依托遭际相同的宋亡史事，借前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而清初宗宋风气兴起最早又最炽烈的两浙之地，为南宋王朝国都所在地，绝非偶然的巧合。这些，我们从黄宗羲称赞宋遗民的一些言论中即可看出。黄宗羲称文章为“天地之元气”，而且认为在遭逢厄运之时，沦亡颠覆之际，元气才鼓荡而出，因此，宋元之际的文学便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其《谢翱年谱游录注序》云：“故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而翱其尤也。”《陈苇庵年伯诗序》云：“宋之亡也，其诗又盛。无他，时为之也。”《缩斋文集序》云：“宋之亡也，谢翱、方韶卿、龚圣予之文，阳气也。其时遁于黄钟之管，微不能吹扩转鸡羽，未百年而发为迅雷。”特殊的时代情境促使黄宗羲与宋元之际的遗民文学和遗民精神相契合，并进而发展为对宋诗的认同。他不仅在吕留良、吴之振诸人编选《宋诗钞》时参与其事，而且收集研读宋人别集，兴趣盎然，其《沈昭子耿岩草序》云：“余近读宋元文集数百家。”他如《与徐乾学书》、《与郑禹梅书》等文中记载其喜好宋诗的文字甚多。黄宗羲在诗中化用宋人诗句、使用宋代典故者更多，如《宿天章寺》云：“天章古寺山南睡，义士曾将龙穴移。绕地犹流呜咽水，满山不见万年枝。空将余恨酬来客，竟不开花偿所知：却怪从前三百载，竟无片石署哀辞：”此诗追忆宋皇陵迁葬之事，诗中自注不少。其中额联上句注曰“林雾山诗：水到兰亭转呜咽”，下句注曰“唐钰诗：遥遥翠盖万年枝，即冬青也”，颈联下句注日“谢翱云：此树终有开花时”二林景熙、唐钰、谢翱三人均为南宋遗民。其他如《史滨若惠挑石砚》、《王九公邀集湖舫，同毛会侯、许霜岩、王献廷、祝儿》、《白公草堂》、《温泉》、《十一月二十八日大雪》、《壬寅元夕同泽望、道传、万贞一、芝、源二儿至郭姥庙次去年韵》等，分别化用陆游、黄庭坚、苏轼、王十朋、朱熹等人的诗句或句法，痕迹宛然。其中一些抒情之作，气势兀傲，理趣横溢，直逼苏轼诗风：至化用宋代典故者，在黄宗羲集中俯拾可得。所以，钱锤书《谈艺录》曾说：“梨洲自作诗，枯瘠芜秽，在晚村之下，不足挂齿，而手法纯出宋诗。当时三遗老篇什，亭林诗乃唐体之佳者，船山诗乃唐体之下劣者，梨洲诗则宋体之下劣者。然顾、王不过沿袭明人风格，独梨洲欲另辟途径，殊为豪杰之士也。”钱先生于清初诗人未免要求过严，但称黄宗羲好宋诗而欲另辟途径，殊为豪杰之士，确为的论。

不可否认，清初遗民诗界嗜好宋诗者毕竟为少数，而为数不多的一些宋诗爱好者，在宗唐学杜的总体诗学氛围下，又普遍对唐诗怀有好感。不过，清初不少遗民诗人，在诗学观念上虽始终固守唐体，但由于年岁的增长、人生境界的变迁，往往不自觉地沾染了宋调。如诗风嗣杜陵的钱秉镫，到了晚年，逐渐向白居易、陆游诗风靠近，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即言：“幼光禁罔潜踪，麻鞋间道.或出或处，或嘿或语，诗屡变而不穷。要其流派，深得香山、剑南之神髓而融合之。”又如诗法屈子、太白的归庄，在隐居洞庭东山时，曾于宋代诗人苏舜钦、梅尧臣、范成大均有和诗，其《王异公诗序》云：“余于家庭亦多憾，而穷又百倍于异公，宜诗有过人者，而词拙而格卑，多人宋人风调，人皆以剑南相拟。”认为自己所作“词拙而格卑”，显系谦词，但认为“宋人风调”即“词拙而格卑”，显然是因诗人的诗学嗜好而带来的偏见。理论上以唐人为尊，创作时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亲和宋人诗，这种有趣的诗学现象，归根到底，也是时代风会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