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的岁月，能够让我们一次一次记起的，是那些飘逸的明媚。

    周恩来总理逝世的那年，天气特别冷。

    高中毕业被母校选送到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到北中工作的我，几乎和我的学生同岁。在担任语文课的同时，我还是学校文艺宣传队（文工团）的指导老师。对歌舞表演几乎是无师自通的我，凭着强大的责任心，编排舞蹈、写剧本甚至创作歌曲——硬是琢磨出一台节目。也因此，我得到同学们近乎崇拜的信赖。

    一个凉飕飕的月夜，在和平路口，我和队员、军干子弟丽莎不期而遇。她表情肃穆，悄声告诉我：

   “老师，您知道吗？‘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其实不是报上所说那样的！”

    我紧张地盯着她。

    丽莎告诉我，北京的朋友说，大家纪念周总理，往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送花圈，但花圈被收走！收了再送，越收越送，越送越多！后来有人干脆把花圈浇铸在那里，对抗着；接着发生了冲突，有人被围攻、拘禁；于是就有了那些飞扬的“扬眉剑出鞘”之类的天安门诗篇。

     ……

     我静静地倾听丽莎愈发激愤的叙述，年轻的心翻江倒海 。

      我们在凉风中伫立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我听到公安局要监察李杰的消息。据说他大声朗诵《扬眉剑出鞘》，旁边的人提醒他，我们这位宣传队的主力队员非但不停止大声疾呼，反而说：

    “怕什么？为真理而斗争！”

     为他捏了一把汗的我，赶紧让同学们通知他撤退。

     很多年之后，才华横溢的李杰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旋即担任了某中学的副校长。不过他很快出国了。大约在2006年的冬日的某个清晨，我接听到久违的他在美国纽约打来的电话，这个真正的男子汉开心地说：

    “老师，我在纽约读到您的《心海如花》了！”

     ……  

     我至今不知谁把我的书带到美国，谁把我家的电话号码告诉李杰。

     我的第一本小文集在粤北小城捐售时，留在那里的当年的宣传队队员几乎都来了！前不久，开车来接我到万科城丹桂轩喝茶的步玲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原班人马能够欢聚一堂呢？

     明天，又是月明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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