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气说的产生与发展

关键词：气   文气   先天文气论   发展  

摘要：文气说是曹丕在其文论著作《典论•论文》中第一个提出来的，并在之后被广泛应用于文学创作与批评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渐臻佳境，极大丰富了文学批评史的理论体系。本篇文字冀通过简单的论述，分析探讨一下关于文气说的一些问题，如其理论内涵、产生的原因、背景，以及其发展演变的状况等等。

文气说的提出，是文学理论领域的一次拓宇。

最早提出文气说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自己的一篇可以称为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文章《典论•论文》中明确提出了文与气的关系。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大业，不朽盛事，有着相当重要的功用，有利于稳定政治社会，发展社会经济。因而他认为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恶习是不利于文章事业的发展和文章功用的实现的，并认为文章的功用是通过“气”体现出来的，文中有一段至为关键的文字：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

这寥寥四十九字，就构成了曹丕文气说的核心观点。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曹丕所说的气实际上是指作家的气质禀赋，也就是本性，也即作家的作品风格与创作个性。曹丕认为各人的这种本性是受诸先天的，良莠不齐，巧拙不一，且仅限本人所有，具有固有性和独特性，而且无法承于先人，赋予后世。

但这种“先天文气论”有着明显的不足之处。按曹丕的说法，文气是与生俱来的，不能自我改变（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也无法彼此传承（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虽然他很好地认识到每个作家自身所具有的文气是相迥异的，各具特色，互分优劣，但他却没能把握住事物发展变化的一面，故而这明显是一种僵化思维，也就造成了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的失误。

四川大学周兰先生在其论文著作《<典论•论文>与“文气”说》一文中也表达了独特的见解：“曹丕所说的‘气’揭示了禀气的两大特性。第一，从宏观角度看，气具有多样性，具有阴阳、刚柔、清浊之分……第二，从微观角度看，禀气具有恒定性。”[2]其对文气说所描述的“恒定性”，也就是我所认为的“先天文气论”。

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典论•论文》的创作年代已经无法确知，但在《中国古代文论教程》中讲述曹丕的这篇文论时，作者说“《典论》是曹丕‘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其成书当在建安之末”[3]，由此可见，曹丕创作此文应该是在他没有做皇帝时。这样说来，曹丕创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依然年富力强，是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将他的理论付诸创作实践的，也是有相当宽裕的探究时空去用这个理论评判和衡量当时的文人与他们的文章诗赋的。

事实上，文气说在曹丕的个人创作实践中也的确深有体现，譬如，《悼夭赋》是他“为悼念族弟的夭逝而作”，在文中体现的正是一种“纡结之气”；而在其诗歌名作《燕歌行》中，体现的又是另一种“声气可怜”的沉婉之气等等。另外，在他评论当时的著名文人时，使用“气”的概念也比较多，“气”也正是他衡量文人与其文章优劣得失的绳墨标准。比如他在《又与吴质书》中也谈到了对气的看法，评论刘桢时认为“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这里的逸气即超拔之气；在《典论•论文》中说徐幹有“齐气”，因为徐幹是齐地人，在地方风习的影响下，他的性格舒缓文雅，见诸楮墨，也体现出这种舒缓文雅之气；品评孔融时则认为他体气高妙等等。[4]

然而，曹丕的文气说也并非横空出世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积累转化和衍变的过程。

关于“气”的说法，先秦就已经存在。孟子曾经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所说的“浩然之气”，指的也是他的一种个体本性，但并未明显涉及到文学创作领域，只是从道德修养的层面去强调个人的风骨与气节。施惟达在研究中古风度的气韵时，开宗明义地说：“‘气’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先秦道家就很喜欢讲气。”[5]这句话可谓切中肯綮，其中，庄子就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他在《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他把“气”和人的生死联系起来，在这里，“气”有人的魂魄的意味，似乎“气”聚之后就能形成一个独立个体，从而具备异于别体的个体特色。这和他另一篇散文里提及的“吾乃今於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成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又何规老聃哉！（《天运》）”有类似之处，但此处的“云气”当是一种人生理想的托指，是“龙”自身内涵气韵的体现。

基于以上的“气”论，曹丕掌握住了事物的共通之处，从而巧妙将之与文学结合起来，提出了文气说。文气说提出之后，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

刘勰对文气说的推进。

刘勰《文心雕龙》里多次谈到文气，譬如《时序篇》评述建安文学为“梗概而多气”，《体性篇》直言“才有庸俊，气有刚柔”等，用文气说的理论高度概括了建安风骨的特点，都是对曹丕文气说的直接继承。他还写了《养气篇》一章，把“气”推广到审美创作之中，而不再拘囿于对作者个体及其文章的批判上。《养气篇》虽然是谈创作状态的，意在寻求良好的创作氛围，以获取最佳的创作效果，但这和作家的文气也不无联系，因为只有在稳定、符合创作气氛的环境下，作者才能更好地展现其自身的文气。当然，这种稳定并非就是指不被外界打扰，心境和身处都相对平静安定，而是说，即使是在作者受到某种强刺激或遭受一些困厄与烦躁时，他也能顺利产生创作欲望去表述这些刺激和烦障。例如，田义勇先生在其文论著作《审美体验的重建——文论体系的观念奠基》一书中陈述观点：“文心孕于‘躁’”，[6]他认为，在躁动之时，创作欲望才能生发。我虽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但个人觉得，作者所言的“躁”也是“气”的一种外在表现，躁动恰恰经常能够引起作者的创作欲望，让自身的文气喷薄。

唐宋文气说的延承与发展。

隋唐两宋时期，文气说的代表人物当属韩愈、苏轼等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他引领旗帜的方向直接关系着文学风气转舵的方向。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了以言示气、立言养气的主张：“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可谓是韩愈在延承的基础上对曹丕文气说的又一次丰富与发展，也使文气说这个理论体系日渐庞大起来。韩愈的立言养气说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宋元明清时代，不少文人谈作文养气，大抵承受孟子、韩愈的看法”。[7]

苏轼对文气的看法则更多取自其个人体气。苏轼的思想中融合了儒道释三家的精妙之义，他本身对人生有着极深的谛悟以及极强的抗摔打能力，在他的许多文字里都表现出风骨超脱、气韵超拔、羽化登仙的超然气度。试看其词作《水调歌头 快哉亭作》下阕尾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浩然气”当然是承袭于孟子，但又不仅仅是孟子所表达的内涵了，苏轼的这点“浩然气”已经把孟子修身立志的气节涵括在内，而更融合进几分清新脱俗与超然物化，把文气上升到了人生旷达之气的高度。

元至明清时期文气说的丰富、发展与嬗变。

这个时期文气说在曲折的道路上艰难行进，也受到历代很多大儒的追捧，例如姚燧、方孝孺、姚鼐、魏禧等人即是。姚燧认为“体根于气，气根于识，识正而气正，气正而体正”（《卢威仲文集序》），他首先认为“识”是根本，先正“识”才能正“气”，而“识”当指对儒家孔孟之道的认识，这的确是一项大胆的开拓。但相比之下，方孝孺的论点似乎更胜一筹：“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帅也”（《与舒君》），在他认为，宇宙万物的规律才是“气”的根本，而宇宙万物的规律又蕴涵在“气”里，统帅着文，是文气由来的根源。但元代时期，文理说占了上风，出现了与文气说并存的状态，至清朝时期刘大櫆又提出文神说，造成了文气说、文理说、文神说“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文气说也并没有因此打折和褪色，相反，就像上面所说，其支持者代不乏人，姚鼐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复鲁絮非书》中提到对文气说的看法，说“ 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他在综合前人对文气说所总结的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气生万物，阴阳为道”的观点，极大丰富和改善了文气说的理论层面，也使文气说有了更加强劲的生命力。

正如王运熙先生所说：“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说，到元明时代修正为“文以理为主”说，再到刘大櫆提出“文以神为主”说，历史就是这样走着曲折的道路。”[8]文气说发展的道路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其产生与发展也是不容否定的，并且它将会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演变下去。

以上就是我对文气说产生与发展的一得之见，浅薄舛误之处，还希望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1]霍松林 《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之《典论•论文》篇，上海古籍出版社，85页~92页；

[2]周  兰 《<典论•论文>与‘文气’说》，《乐山师范学院报》2001年第1期，50页~89页；

[3]李壮鹰、李春青主编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之《曹丕的<典论•论文>》，127页~132页；

[4]魏宏灿 《曹丕集校注》之《悼夭赋》、《燕歌行》、《又与吴质书》、《典论•论文》等篇，安徽大学出版社，109页、10页、258页、312页；

[5]施惟达 《中古风度》之《气韵：生命的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9页~73页；

[6]田义勇 《审美体验的重建——文论体系的观念奠基》之第四章第三节《四、文心孕于“躁”》，复旦大学出版社，151页~154页；

[7]郭绍虞 《说文论》之《文气的辨析》，上海古籍出版社，32页~39页；

[8]王运熙 《中国古代文论管窥》之《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上海古籍出版社，35页~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