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王跃文的五部旧作日前重新出版，其中包括十年前备受关注的《国画》，还有《大清相国》、《西州月》、《亡魂鸟》和《梅次故事》。此次再版小说情节方面没有改动，但在文字上做了一些修订。在成都书市期间，王跃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打死不承认是“官场小说第一人”

羊城晚报：你对“官场小说”这个定义好像不太认同？

王跃文：现在许多人写了一些比较小题材的作品，就命名为某某文学，这个东西我是不太认同。打个比方，如果写官场的就叫“官场小说”的话，那么《红楼梦》写的全是少男少女的生活，可不可以叫做“青春小说”呢？我觉得这个显然有些荒唐。

羊城晚报：但我们聊的时候总得有一个概念，所以不妨仍称之为“官场小说”？

王跃文：也没关系。前不久也有记者采访聊到这个问题，把我称作是“官场小说第一人”，这个说法，我是打死也不敢承认。

羊城晚报：为什么不接受这个说法？

王跃文：因为从写的时间上来讲，我不敢说是第一，如果说我写得最好，那承认了就更是笑话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没法评价的。如果是沿用“官场小说”这个说法，应该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追本溯源，《史记》里的本纪、列传，这两部分都是为官的人的故事；当代以来，很多的小说有写到官场，比如王蒙的那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那就是官场小说嘛。

任何社会都应该有一点批判

羊城晚报：隔了差不多十年，当年写《国画》、《梅次的故事》，2009年出版了《苍黄》，其间心态有什么样的变化？

王跃文：应该说是有一些变化，因为我创作《国画》的时候也就三十五六岁，在官场里面看到了很多的人和事，那个时候可能比较“愤青”一些，有人评价《国画》是一部“孤愤之作”，我承认有自己对现实的一些观察思考；那么到了《梅次故事》，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到了写《苍黄》的时候，我是看到生活中更多的丑陋，但是没有改变我对生活的真正看法，批判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羊城晚报：谈谈你的批判立场？

王跃文：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坚持一种批判立场，我认为都是一种很可贵的态度，从来没有一种最理想的社会，没有过，因此在任何国度任何社会任何民族里面，应该有一点批判，这是必须的。如果一个社会所有的人都不敬畏，认为到了太平盛世的话，那可能很危险了。

羊城晚报：你的官场小说跟现实生活相比有什么不同？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更戏剧化？

王跃文：如果靠某一部小说或者其他文学作品，去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某一方面的现实生活，这是做不到的，也没有，文学也没有这个义务。

如果说真实性，我觉得有时候文学体现出来的真实可能比现实生活更真实，更典型化；如果说戏剧化，有时候官场中真实发生的事情，更加戏剧化，比如生活当中有一些真实的事情照搬到小说中来，读者可能还觉得你这个是假的。我在《苍黄》里写到过，当地的政府将上访的人送到精神病院去，许多人就说，这是真的吗？怎么那么黑啊？我上次就看到山东什么地方的报道，确实有这样的事。我今天坐飞机来的时候，又看到一则报道，河南某地一个农民告乡政府，就被当作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去关了六年半，但是后来经过检查，一切正常，根本不是精神病。

“顾彬主要是作秀”

羊城晚报：汉学家顾彬曾经批评中国的当代小说语言不行。评论家王彬彬也赞同这一点，说中国的当代小说流于讲故事，作家写作就好像水龙头拧开，水哗哗往外流，只有故事，没有语言。你怎么看？

王跃文：我没有这个学养去评价顾彬这个人他到底有多高的水平，他的视野到底有多宽，做了多大的研究，其实我在网上也看到他的那些“垃圾”说法，我也查过，我有一种直观的感觉，顾彬主要是作秀。

羊城晚报：你认为文学的目的是什么？教育、批判、娱乐？

王跃文：我觉得文学应该是人类思考生活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一句话，我思故我在。

羊城晚报：你觉得当下文学创作有没有障碍？

王跃文：我觉得还是有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道德上的，比如说写现实生活的，你稍微现实一点，触及生活最敏感的部分，有人就说这个东西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啊。比如说同性恋，跟我们主流的道德观相抵触的东西，你想表现得深刻一些，就不可以。再比如说，确实存在的三陪小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能够真实地深刻地去反映这方面生活的。

羊城晚报：你对作协的存在持什么看法？

王跃文：我就是作家协会的一个普通成员。从现实来讲，有这么一个体制，对从事文学活动、联谊活动等方面还是可以做一些工作，有存在的意义。

羊城晚报：作协体制目前是不是也存在着官场化的倾向？

王跃文：对于作协这个体制，有些人也是不明真相，因此作协往往被妖魔化，或是被损一下，被随便骂一下，我觉得这个很可笑，因为骂作协安全，它没有什么权力。就说不久前在重庆开会，引发轩然大波，其实是以讹传讹。

“我就是个科级干部”

羊城晚报：你在官场待过17年，这种个性能适应吗？那时候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王跃文：我在官场里，做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举个小例子，我在省政府工作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头儿，现在也就是我们省里一个比较重要领导了，我就觉得说作为同事，经常在一起的时候，上下级，没有必要搞得随时随地我都要对你讨好巴结。有时候在办公室里坐着，他一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啊，领导来了怎么怎么样，我就坐着不动，我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个样子。大家全都站起来，只有我自己坐着，那多难受，我想我自己也站起来算了。———就说，比别人慢了几个节拍。那么，在官场里慢几个节拍别人对你看法就非常不好。像这种情况，在官场里我一直这么干的。再一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清闲，为什么呢，我没有必要到任何领导家里去拜年。

羊城晚报：那么，你认为在这17年里自己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

王跃文：如果按官场的衡量标准，肯定不成功。

羊城晚报：你后来上到什么级别？

王跃文：这个可以说，我就是个科级干部。我在县里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是正科级干部，然后往市里面调，往省里面调，一直就是个科级干部，总是上不去。

凡是跟权谋有关的都不相信

羊城晚报：在当下社会做官，你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

王跃文：会玩。要玩得转，又要把自己玩好。

羊城晚报：你现在在长沙，也在作协里面，平时跟官的关系怎么样？

王跃文：熟悉的官员热情得不得了，也来聊天。也有级别很高的，私下也聊天吃饭，这种情况经常有，谈官场的问题，他们会很认同我的看法。

羊城晚报：在现实里能不能碰到比较好的官？

王跃文：完全做到依法办事的不多。

羊城晚报：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你比较相信的东西，或者相对温暖的东西，因为我感觉你对官场持否定的态度。

王跃文：我觉得我真正了解的生活中的朋友有安全感，和我爱的人、我的家人一起很放松，很温暖，但是凡是跟官场权谋有关的东西我都不敢相信，不愿意相信。

羊城晚报：你平时主要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王跃文：生活中的我很简单，我对外界的事情都是很开放的态度，别人找我玩，我都愿意，但我一般不主动找人玩，既怕麻烦别人又怕麻烦自己。

羊城晚报：你有什么样的信仰吗？

王跃文：前不久我遇到一件事，就在微博里发了很愤怒的文字，事实上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很多人连幸福感都没有，还信仰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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