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听说您为了写好《因为女人》的开头，专门花费几个月的时间阅读中外经典名著，而且您曾经出版过学术著作《百年文学与后现代主义》，能谈谈外国文学对您的影响吗？与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相比，您觉得中国作家的局限在哪里？

答：我是在信仰层次上看待写作的，因此抱有虔诚之心，不敢稍有懈怠。为了使这部小说有一个稍有新意的开头，特别是第一句话，我犹豫了几个月时间，翻阅了数十本古今中外名著，专门跑到图书馆教师阅览室一本本看，看那些名著是怎么开头的。为了理论研究，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卡夫卡，贝克特等人对我还是有较大的精神影响。但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还是写实的作家影响更大，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茨威格等。相对西方经典而言，形而上的意味不够可能是中国作家的局限。

问：不仅是西方文学，古代文学作品也在您的小说中打下了鲜明的烙印。例如，《沧浪之水》中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沧浪之水”的典故，又如三部小说主人公所受到的传统道德、文化观念的制约，等等。您觉得传统文化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哪些帮助？

答：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化的知识分子，中国文化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了血缘和本能。从孔子到鲁迅到当代一些优秀作品，都给了我很多启发。从写作技巧来说，《红楼梦》的人物对话使我受益良多，一本《红楼梦》放在床头，已经翻烂了。还有唐诗宋词的“意境”，融“境”与“意”于一体，也对我的审美选择有极大影响。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的小说对氛围、环境的描写是非常注重的，无感性背景的纯故事性的写法，不符合我的审美习惯。我在写小说对也尽量追求“意境”。

问：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包括对话与独语，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部分。过去的文学理论过于强调写什么，而忽略了怎么写的问题，这也造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不少作品存在着重内容轻形式的弊端。事实上，人物的语言在小说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有时甚至可能超过内容本身。在作家创作人物的语言时，实际上就是表现他对生活的看法和洞察人性、观察世界的能力。

答：我的文学观可以用八个字来表达，即“崇拜经典，艺术本位”。小说要有精神表达，而且是创意性表达，但这种表达需要艺术化。没有这个艺术化过程，精神表达在艺术的意义上就是苍白的，乏力的。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新文学的基本观念还是有某种偏失，即在价值判断中内容所占的比重过大，因此这种判断有可能被历史证明是有问题的。我写小说对艺术性因素是非常注重的，如人物的对话、心灵的隐秘曲折，意境的表现，以及语言的想象力。我自己觉得《因为女人》在这几个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问：在中外文学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家总能在其作品中给我们营造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审美空间，福克纳、波特、韦尔蒂、奥康纳与美国南方，鲁迅与绍兴，莫言与高密东北乡，余华与海盐，阿来与阿坝等等，无不在说明一个独创性的小说世界对于文化作品而言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您的小说中对长沙语言、地理的描绘，在三部小说中呈现出逐渐增大的比重，如果说《曾在天涯》中更多的是对长沙方言的书面继承与改造，那么到了《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这种对地域文化和空间的表现更加明显，不仅小说中的语言、生活靠近了长沙城市，甚至连一些典型的地理空间也进入到小说，令人读来乐趣无穷。除了以现实主义的精神来表现生活外，您小说中对长沙地域空间的钟情或许还有超越地理学的思考。

答：长沙是我的生长之地，我在写小说时调动了一些地方文化元素，这也是很自然的。但这是局部的，我并没有像你列举的那些作家一样，把地域性因素作为价值本体追求。沈从文是写湘西的，离开了“湘西”就很难谈他的小说。我的小说与这种状态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问：巴尔扎克认为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强调了小说创作对认识一个民族和时代的重要性。而在阅读您的小说时，我们也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在其中的痕迹：《曾在天涯》描写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身在异国他乡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感经历，《沧浪之水》反映的是由传统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八九十年代之间的故事，而《因为女人》则将时代背景推进到了二十世纪末期及至新世纪。从这些作品，我们能够知道您对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的理解，以及您对这些不同阶段的精神记忆。

答：我把小说当作“历史”来写，哪怕是写女性命运的小说，历史氛围和背景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自己并没有事先安排，但三部小说完成后，还是写成了一个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系列，从不同侧面表现了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状态，或者说精神记忆。

问：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事实上，创作和阅读长篇小说对于我们发现、体味社会进程、昔日精神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对生活的漠不关心会导致精神的淡漠，而对直面时代热点又不经意间对其它信息的遮蔽，到最后又会导致后来者对历史的误读与幻觉，因此如何再现尽可能真实、原生态的历史就成为考验作家的试金石。长篇小说创作是否能够再现某一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态、精神氛围？究竟应该从哪个角度来进行还原，是拒绝主体介入的“零度叙事”还是主体意识鲜明的宏大叙事，或者是其它的方式？从您的三部小说来看，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答：我将客观性当作写作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尽可能真实地表现生活。但客观性是很难被证明的，因为第一，任何一部小说都只能表现生活的局部，就像《因为女人》，表现的是感情遭遇困扰的女性，那些感情上很顺利的女性就可能认为不真实。第二，还有更多的社会层面的内容不可能表现，很多历史内容被遮蔽了。这也使我感到困扰，小说在什么意义上是“历史”的？鲁迅表现国民的麻木愚昧，特别是社会下层人物的精神病态，即“国民性”问题，但不久之后中国就发生了以社会下层人物为主体的翻天覆地革命。我们能不能据此说鲁迅的表现是“非历史”的呢？

问：您的三部小说题材各异，却同属于知识分子题材，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反映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其实是很多的。但是很多作品对知识分子的理解过于理性了，总认为他们代表着某种信念、追求或特征，形成了一种漫画式的创作模式，一些人物的心理转变、行为差异很突兀。很多人一谈到知识分子，马上就会想起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并因此来评判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实，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矛盾的集体，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如何通过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进而展现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想、文化历史，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答：萨义德以责任感来定义知识分子，我觉得这种标准太高而且在狭隘。按这种标准，我不知道有谁敢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我本人是不够格的。以这种高度来看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恐怕绝大多数都不能算作知识分子。我个人没有能力为“知识分子”下一个定义，但对“知识分子”的理解要宽泛得多。对我而言，我就想写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目标还没有完成，因此感到有必要再写一生中最后一部长篇。

问：您在不少文章和访谈中都曾经谈到过自己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而您的创作也验证了这个观点：《曾在天涯》关注的是海外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沧浪之水》聚焦的是具有传统信仰的知识分子的当代境遇，而《因为女人》则从女性的观点来反观当代男女知识分子对待爱情与人生的观念嬗变，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知识分子的三部曲。这三部曲都写到了知识分子的困惑乃至堕落，但是在深处仍然饱含着您对知识分子良知、精神和处境的一种期待，其中既包括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又有很浓烈的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那么在您看来，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的根源在哪里？作为当代人，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挑战？

答：我觉得用“堕落”这个词来描述我笔下的知识分子，可能还是在重了一点。也许，“世俗化”是一种更准确的描述。在我看来，世俗化过程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有群体意义上的必然性，市场太厉害了，太具有解构性了，一个人很难对反抗，特别是，反抗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世俗化和形而上追求的矛盾，是我小说主人公精神世界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三部小说的最后一节都集中地表现了这一点。高力伟赚钱回国，但他还在考虑生存的意义；池大为心系官场，但他仍在仰望星空；柳依依对爱情绝望，但她仍渴望“一份心情”。还有一种形而上的力量在提升着他们，使他们没有“堕落”到底。能不能因此而判断，知识分子并不是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没有希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