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辈子写过一个短篇，一个中篇。

短篇是1979年参加庆祝建国30周年举行的湖南省青年文学竞赛的作品《菊妹子》，当时得的是三等奖。那时我在株洲拖拉机厂当铣工，正准备考大学理科专业，记得当时的目标是湖南大学的“碳素”专业，其实“碳素”是怎么回事，我一点都不懂，至今也一点不懂。这次获奖对我的意义，就是使我回到了正确的人生轨道，回到了文学。我马上决定改考文科。历史和地理没上过一节课，从零开始，半年后考上了北大中文系。中篇是北大作为毕业论文的《佳佳啊，佳佳》，是一篇情爱小说，马振芳教授为我推荐到辽宁的《春风》杂志上发表了。

动因比较复杂，首先是爱好，我在“文革”中，十一、二岁，读《红楼梦》读得唉声叹气，热泪盈眶，这是内心的一棵种子吧。爱好为一个人暗示最正确的人生方向。其次，文学有超越时空的魅力，在一个自己不存在的世界上，还有人在读自己的作品，这种想象令人迷醉，因此比成为一个亿万富翁更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这也是我写小说特别认真的原因。

写长篇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在结构和节奏方面我没有感到特别的障碍。我是一个教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思想者，长篇才能容纳我对生活的思考。要说积累，也许在“文革”中读《红楼梦》时就开始了。当然，后来也看了许多古今中外名著。读得多了更加感到创新和突破的艰难。比如最近的长篇《因为女人》，为了开头一句话我思考了大概四个月，翻看了几十部名著，怎么能够精彩而不落窠臼？这是令人痛苦的。

最大的意义在于有更大的思想容量。因此，以后我如果还写小说，肯定是写长篇。

我可以坦然地说，《曾在天涯》怎么说也是海外文学中最好的作品之一。但小说出来时，潮流已经过去了，因此没有引起广泛关注。这曾使我非常失落，也让我体会到，文学跟时代氛围和社会心理背景是有着很大关系的。虽然我是个艺术本位主义者，但也认识到，作品的命运也不完全是由艺术品级决定的。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写知识分子的作家，这是我写作的资源优势。以前的经历，比如“文革”中，或者在工厂等，对我来说知识分子的色彩不浓，因此没有成为我的写作资源。

这种状况的发生，也许是由于自己的心态比较年轻吧。高力伟、池大为应该说与我自己的年龄距离并不太远。《因为女人》的主人公在年龄和性别上与我的距离比较大，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有能力把握她的心态，甚至把握得非常心腻、准确、到位。作为一个作家，我没有别的能力，也就这一点能力吧。

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写知识分子，这是我的写作状态的基本定位。这并没有特别的安排和追求，都是很自然地发生的。下岗工人，农民工，我想写也把握不了，会写出怪胎。

没有仔细地去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知识分子也好，“士人”也好，都是有承担精神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要去思考与自身的生存利益无关的事情。我不无遗憾地看到，这种角色定位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已经淡化了。

二者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天然的对抗性的，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时尤其如此。我特别能够理解池大为式的小人物，他们不在体制内有所发展，一辈子就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不得不服从游戏规则，再痛苦也要服从，别无选择。这是痛苦的强制性同化。

鲁迅没有给出明确方向，是他看不到方向。更典型的是《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权力和市场两个超级话语体系，任何人不妥协，就无法生存下去。我要说的，就是希望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不要越过最起码的人道和良知的底线，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对于池大为，用“投降”这个词可能重了一点，适者生存，他的转变有人性意义上的合理性。困扰他的问题对我来说并不强烈、毕竟我更主要的还是凭知识凭技术生存。如果我是池大为，我肯定会比他做得更差。

与许多作家在同一题材领域反复耕耘不同，我总是在不断地转移写作阵地。在一个写作领域，我要表达的东西都表达得差不多了，我就没有勇气再写下去，更怕自我重复。转移阵地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即意味着开辟一个陌生的领域。所以我写得很慢，一部长篇至少要5年 。“整体心灵史”问题没考虑过，你提示了我，也许我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我觉得自己是在表明一个事实，而波伏娃“文化决定论”的观点是有明显缺陷的。女权主义者如果她同时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我想她会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她持一种绝对的女权立场，那我也无话可说。一个人如果不承认最基本的事实，你只能无话可说。我的本意在于，女性要认识到，上帝对她有着更多的制约，因此她应该“认识你自己”，生活得更加理性、智慧和机智。

女性的生理特质很多，奥运会为男女运动员设置了不同的比赛标准，就是由生理特质决定的。我们能够想像将男女运动员放在同一组跑、跳、投吗？对我表现的情感主题来说，女性除了感情更脆弱，身体更容易受伤（如怀孕）之外，最大的制约就是年龄。很多女性读者，特别是中年或走向中年的间读者不高兴我如此鲜明地表现了这一话题，我请她们原谅，年龄对她们有更多的制约，这一现象在生活中触目皆是，我只是如实地描写了生活，目的是表现在一种欲望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的情感生存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小说中关于女人年龄的话，没有一句是我杜撰的，全部来自生活。难道我不写出来，这个挑战就不存在吗？表现这种挑战是小说的主题，我不过是以文学的方式把生活表现得更集中更鲜明了，意识到挑战才能对应挑战。我是站在女性立场上，批判欲望化社会对她们的伤害。从小说开始到最后，我都坚持了这一立场。我表现的是我所理解的生活的平均数，柳依依作为第一主人公，大概地表现了这样一个平均数。有人说我写得太灰色太残酷了，我的回答是，柳依依的命运不是一个灰色和残酷的极端，她只是我所理解的平均数。

是不是我的小说把男人和女人都得罪了？我写的是适合我表现的角度的生活局部，好男人好女人有，但在我的主题之外，一部作品无法表现全部的生活。鲁迅写阿Q，我们能说他太偏激了吗？文学选择某个主题来表达的时候，它天然就是偏激的。因为它只能表现生活的局部。

我承认自己对柔顺的女性可能比较容易产生亲近感，这可能是天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男人的心态。难道真的有很多男人喜欢“野蛮女友”？这种心态难道一定要用“夫权观念”来定位吗？性心理有天然的差异，为什么不能承认这种差异的天然性？既然是天然的就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这也是我不同意波伏娃的“文化决定论”的原因之一。在此我还要表明，我并不是一个“生理决定论”者，我想说的只是，生理的因素非常重要，与文化因素一起构成女性生存的基本要素。

我认为自己在小说中相当准确而细腻地把握了女性的隐秘内心，这构成了小说的艺术焦点之一。一个男作家也可以写好女性形象，甚至比女作家写得更生动，更到位，比如扎尔斯泰。这需要生活，更需要细致的艺术想象力。

“黑色的漩涡”是一个隐喻，暗示着女性生存环境的险恶。市场经济造就了普遍的欲望化思维方式，表现在两性关系上就是身体的升值和爱情的贬值。这种历史语境使女性生存环境变得日益恶劣。对很多事物的前景，我是比较悲观的，包括两性关系。要寻找一份不带菌，无需消毒的爱情越来越艰难了，也就是说，女性的情感生存越来越艰难了。毕竟，爱是她们生命的第一主题。

我认为小说首先是艺术，然后才是思想。没有艺术的支撑，思想表达再有力度，也是沙滩上的楼阁，在文学的意义上是很苍白的。所以，细节的鲜活对我来说是要首先考虑的问题。我觉得《因为女人》在这一点上做得还算可以，把一个并不新鲜的故事写出遍地鲜活，这是我的追求。小说就是往小处说，艺术的细部最能考验一个作家的艺术功力。这部小说人物对话的韵味和弹性，语言想像力与心理表现的细腻准确一起，构成了它的艺术看点。我希望读者体会到，这部小说并非只是以思想冲击力取胜的。我觉得这部小说在思想传达和艺术表现方面还是结合得比较好的，应该属于那种专业读者看了不浅，普通读者看了不深的作品吧。

我用这种方式向读者传达自己的生活感受，应该说，这还是牺牲了一点艺术追求的。艺术应该更加含蓄。这个问题我在写作中有所犹豫。但还是选择了向普通读者妥协。毕竟我的小说主要不是写给专家看的。

我把《红楼梦》当作保持敏锐艺术感觉的磨刀石，感觉迟钝了，就去磨一磨。这主要是在人物的性格和对话方面。语言想像力方面，向《围城》学习了。心理表现，我的主要导师是茨威格，屠格涅夫等。我读的中外名著不少，广泛地向他人学习，形成自己的风格。我的三部小说有统一风格，不想改了。

外国不养专业作家，很多作家都是教授。我觉得自己还是能够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互补。我从来没有感到两者之间有什么冲突。除了小说创作，我也写过高水平的论文在专业顶级刊物发表，还出版了理论专著。当然，我的主要成绩还是在小说方面。

我写小说没有“可读”和“可写”的区别。既能够面对大众读者，又能够面对专业读者，这是我的追求。要达到这个目标，当然需要更多的投入，我下笔之前要对所表现的问题进行长时间的思考，甚少两年，记很多笔记。写《因为女人》我记了两千多条笔记。下了这种功夫，写出来的东西才有厚实感。如果说经验，我的经验就是沉住气、不浮、慢慢来，下笨功夫。写完《因为女人》，我现在脑袋空空，不知道下一个目标在哪里，很迷茫。也许两年后会找到一个新方向，也许永远也找不到新方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