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印象记

阎真看起来非常年轻，如果不跟他相熟，真以为他有30多岁，实际上他是1957年生人。作家之外，阎真真正的身份是湖南中南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骨子里有些高傲，一般的作品都入不了他的眼。他又是有些理想色彩的，对古代士大夫精神充满向往。他很在意小说里的句子，不时地会翻开手边再版的《因为女人》，读着其中的某个语句，沾沾自喜一把。他酷爱记笔记，碰到好的句子和细节，他要赶紧拿本子或是手机记下来，据说，当年的《沧浪之水》记了两千多条笔记，《因为女人》记了一千多条。

阎真说话语速很快，而且极能讲，经常是一个问题抛过去，他能说上一阵子。只是他说话时，不太愿意正视别人的眼睛，带着一点点腼腆的书卷气。

当代有历史感的作品不多

记者：从2001年的《沧浪之水》到去年推出的《因为女人》，之间相隔几年，为什么您的写作周期会那么长？这个速度与当下的网络小说的出版速度可是没法比。

阎真：别人怎么写我管不了，作为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一个人一生中，能写出创造性的东西，而且能做到不重复，有几个机会就可以了。频繁地出书不符合我对文学的想象。我是一个追求历史感的作家，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表现历史，能够在我不存在的时候，还能有人读我的小说。所以，我写小说，不存在追求市场的问题。“崇拜经典、艺术本位”才是我的追求。基于这种目标，我的每部作品都会经过长期思考。

记者：不追求市场是不是也与您大学老师的身份有关，因为您有另外的保障？

阎真：可能与这个有关系吧！

记者：那您怎么看当下出书速度非常快的那些网络作家？

阎真：这些网络作家中，我不排除有个别天才人物，但我很难想象他们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像当年风靡一时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那样的小说，我是看不起的。

记者：刚才您提到历史感，那您觉得中国当代文学里，哪些作品称得上有历史感？

阎真：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余华的《活着》，那些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不在历史的范围之内。

新作要写大学老师的困惑

记者：2001年的《沧浪之水》写的是知识分子的困惑，那近十年过去了，这个群体有什么样的变化？

阎真：现在的知识分子大面积地世俗化了，但只要这种世俗化不走到极端的状态，我都是可以理解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完全不考虑功利，我也做不到，但我不会因为这种追求而做出极端的如贪污、巴结、出卖人格之类的事。

记者：对于当下的官场小说，您怎么看？

阎真：他们更多的是追求故事，描写一种职业状态，爆了些料而已，只能说是满足了部分读者的猎奇心理。缺少艺术性的东西是缺乏生命力的。

记者：您曾说过，您的每部小说都是因为疼痛感而写的。

阎真：对，写《沧浪之水》，我想探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观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崩溃与瓦解。那些传统的价值观在与生存交锋时，它的有效性被生活活生生地摧毁和结构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很深的一个困惑。我不愿意用堕落来形容他们，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圣洁和崇高，他们所做的妥协都有着非如此不可的理由。

写《因为女人》，是受了我们单位一些女性的触动。我住的一栋楼里30几户，有5户都是女人带着孩子生活。当然，她们中也有感情出了问题，但是更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欲望化的社会对女性所造成的威胁。

记者：有新的创作打算吗？

阎真：有，下一部作品还是写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和《沧浪之水》有点像，但不是揭黑幕性质的。我想写一个大学老师在校园里所经历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譬如，你和几个同事一起评职称，在教授委员会做出评定前，你是不是要去给他们留个印象？那你是不是要带东西？去了之后怎么敲开那个门？这是很让知识分子为难的事。

再比如说，像我每年都带研究生，考试前，就会有学生带着东西来找我，我是不能收这个东西的。学生在楼下按门铃，我会告诉他，你在楼下等着，有什么事我下去说。有一次，一个老师告诉我，他推荐的一个学生来找我，因为我没收下她的东西，都哭了。这个很麻烦的。

来源：新商报  责编：曲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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