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9日晚，收到郭虹的微信，蔡肖融学长已于昨天（8日）下午3：04离世。

我与蔡肖融相识于1964年，屈指算来，已经60多年了。他是66届初中生，我是67届初中生，应当稍年长于我，今年也就75岁。

当年他是少先队的大队委员，我是中队长，比我多一道杠，相互认识，但没有太多的交往。

我与他的交往的增加是从特殊年代开始的。1966年12月，他组织了步行去井冈山，我也要求参加，他明知我腿脚不便，但还是同意了，一路上他是给予我很多照顾的，我也算勉强跟到了杭州。后来实在跟不上队伍，走走停停，也到了江西。他体力特好，又十分有毅力，一直高歌猛进到停止串联为止。

有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与他的交往多了，他有比同龄人更多的思考，我会常常到他的小屋去，谈天说地，纵论形势。他家在重庆南路的四明里，他读的书很多，其中有不少中外领导人的传记，以此对照自己的人生轨迹，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气，这在当年是要被视作另类的。

他主张到农村去，了解和考察农民的思想和生活，我与他一起到川沙县唐镇公社唐镇大队乔徐生产队生活了一段日子，交了不少朋友，也学到了许多知识，知道了农民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我们有哪些不同。我们甚至会学着农民的样子，在塘桥的小饭里吃猪头肉喝酒。

蔡肖融的看书多，思考也多，有些一般人不敢想的，他想到了，并付诸言论发表。大概是1968年初。他对工作持不同看法，编写了一本名为《老调子已经唱完》的小册子散发，引起了争议，被认为是反对新生事物而受到批评指责，甚至有人说他是反动学生，好在当时主持工作的干部没有将此事无限上纲，最终未造成严重后果。

1968年下半年，蔡肖融的姐姐去了黑龙江，他分配去了市郊农场，不久我也离校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了他的消息。

直到退休之后，我们又有了相聚的机会，据说他后来在同济大学下属的一个单位做建筑监理工作。他的家在莘庄银都路，还邀请我和几个同学去聚旧，聊在农村的日子，聊我们共同的农民朋友，聊得很开心，他虽然满头白发，但身体还很硬朗，还经常去划船。那时还没有微信，分别后便不再有消息了。

我称他为学长，不仅是他高我一届，更是他对社会的认识比我更深，掌握的知识面更比我更广。他的离去，虽不是英年早逝，他离颐养天年似乎还有距离，可惜了。

愿他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