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纺织宣传干部群中，得到赵处长发来的坏消息，朱群老师在四月远行了。她的儿子都年长于我，屈指算来，她应当也有百岁上下了，对于一个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能高寿正寝，也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这位可敬的老人的音容笑貌，几天来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与她相识，已经近七十年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上海国棉一、四、六、七厂办联合厂校，朱老师是校长，我父亲任教导主任。

他们一个是来自新四军娃娃班的南下干部，一个是原中纺公司的留用人员，出身经历完全不同，但合作得不错，甚至还有点私交。

那时知识分子奇缺，想吸收我母亲去当文化教员，大约是1955年，纺织管理局在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举行联欢，父亲带母亲和我一起前往，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朱老师，当时我六岁不到。父亲把母亲介绍给朱老师，事情似乎有了一点眉目，但不久母亲又怀孕了，这事终于没有做成。

再次见到朱老师，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的事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上海绢纺织厂当业余学校的老师，常与国棉一厂的业余学校有交往，朱老师是国棉一厂业余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但名义上是副职，她的丈夫阎家耀曾是上海绢纺织厂的厂长，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降职为副科长，朱老师也被株连，当了二十多年副职，她还是那样风风火火，快人快语。

我回家后对父亲说起此事，父亲说当年朱老师曾提醒过他，说话要小心，她丈夫出事了，父亲对她的忠告，充满感激之情，一个延安来的南下干部竟会有如此遭遇，何况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

阎家耀极有才华，凭他的资历和能力，绝对不亚于副市长，他当上海绢纺织厂厂长时，才二十几岁，就把厂搞得有声有色，连朱德副主席都来视察过。1958年被降职后，很快熟悉了业务，成为管全厂成本的财务科副科长，以致在文革中下放车间劳动时，每月还有几天要被“借”到科室里做报表。更有意思的事，阎家耀被降职后，有了空闲，便学会了做各种家务，纳鞋底，打毛线一类的活都拿得上手。写字、画画、写小说、读五线谱都拿得上手，他写的小说极为细腻，甚至连“屁照镜”这类上海俚语都用得十分贴切。

1978年阎家耀得到平反，在家门口放烟花的照片登上了《解放日报》，他说的一段话让人动容，他说入党二十年后，被开除党籍二十年，他还想再为党工作二十年，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朱老师也结束了被株连的二十年副职生涯，被任命为一家大厂的党委书记。

朱老师一家住在余姚路750弄毛纺厂宿舍里，记得她家是131号，日本式的房子。阎家耀离休后，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再继续工作，朱老师却一直在外奔波，主要是搞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我在编写上海绢纺厂志时，常常去他们家请教，他们家的门是不上锁的，生怕老头发病时发生意外邻居进不去，朱老师却很少在家，我们常常是一老一小谈上几个小时。

阎家耀走得很突然，晚间哮喘发足，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才66岁，当时朱老师在重庆参加一个会议，人们只告诉她，老头在抢救，据说她的回答是老头经常抢救，我过几天乘船回来，人们才不得不把实情告诉她。

以后我到了宣传科，常常会遇到朱老师，有一次她对我说：“小郑啊，我现在苦啊，衣服破了都没人补啊”，这话出自一位老太太之口，也多少有点不合常理。

大概是1993年，我已经到二纺机工作了，有一天在上钢三厂开会，赵处长告诉我朱老师住院了，我会后赶到纺织局第一医院去探望她，她是局级离休干部，住一个单间，她还是那样风风火火，大大咧咧。她说原住在普通病房，太吵了，前几天干部单间的老头死了，医生问她，搬过来怕不怕，她说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什么都不怕，那老头又不是我害死的，他死他的，我住我的。她还告诉我，朱匡宇还管她叫妈，说完又是一阵笑声。

随着二纺机划归电气集团，我与纺织的联系少了，但还能听到一些关于朱老师的消息，知道她还健在。

她的离去，又少了一位可敬的长辈，愿她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