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漾在维多利亚湖畔的亲情和友谊

                 退休医生桑

  在北京市团结湖英语角，我邂逅了来自坦桑尼亚Musuma市的留学生Kalugand，我告诉他：三十多年前，我曾作为一名中国儿科专家参加了援坦桑医疗队，恰恰就在你们的Musuma市医院工作了两年多，他惊奇的说：“really!two mountains can never meet,but two people might have a chance to meet again”(真是！两个山不能见面，两个人还是有机会再见面的)一下子拉近了我俩的距离，他的话也多了起来，我试图把他的话纳入到那遥远的援外记忆，品味那尘封了的过去，我俩不约而同的一起哼起了“七月七它盟党”的坦桑歌曲，一老一少唱的那么投入，无拘无束的攀谈到夜幕降临，勾起了我在坦桑工作的一幕幕画卷。

1974年我受中国卫生部派遣，曾在非洲坦桑尼亚的木索马市医院儿科工作，医院就坐落在世界第二大淡水湖维多利亚湖畔，湖水碧波荡漾、清澈见底，那里四季常青、鲜花争艳，椰树香蕉成林，一派秀丽的热带风光。在坦桑生活、工作的日子里，在紧张的医疗工作中，时时都感受着体恤病人、服务病人的人文快乐，从各国的医生、护士工作中理解了诚信相处的为人之道.

坦桑总统尼雷尔在布田马村接见李跃文大使(右一)和医疗队，中间穿白衣服是作者

                     ㈠

二年，在人生旅途上是短短的一瞬。却一直挥不去远离亲人思念，以及对祖国眷恋的感情折磨！时时体味着为坦桑人民服务的欣慰，使我感受最深的乃是与外国朋友间的大爱。友情，混杂着生活在异国他乡的真情和惆怅，陪伴我走过了近800个日出日落，构成了我援外生活的主旋律。

坦桑、中国相隔万里，黑、黄的不同肤色，不同的文化信仰，但人类的“真善美”是相通的。我面对黑皮肤、卷头发的病人，听着他们讲的斯瓦希里语，一开始简直像听天书!好在一位与中国医生合作多年的护士米莎坐我旁边，既当助手又当翻译。我用生硬的英语单词询问病史，她用斯语转告病人，友谊，在我们共同工作中建立，并不断延伸。一个月后，我基本就能用斯语独立工作了，我的大部分斯语是她教的。我也教她学了“请坐”、“谢谢”、“你好”等简单的中国话。

  中国，对非洲大多数人来讲，依然是个非常神秘的国度。一次米莎问我：“北京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啊？”“中国的长城和柏林墙那个大？”,还指着放在桌子上的人民日报问：“你们中国字就像图画一样”，我的英语水平难以向她解释清楚，便找来一本“人民画报”给她看。富丽堂皇的北京故宫的大屋檐、雕龙画凤的中国民族风格的古建筑，使她惊叹不已！更多的黑朋友围了上来，个个瞪大眼睛，去端详这古老而神秘的东方艺术。我说小小的柏林墙，无论是历史和规模，都不能与中国伟大的万里长城相比！这也许是英语中称长城为great wall“中国大墙”所引起的误会吧。一位中学教师告诉我，学生曾问她：中国丝绸是什么样子？适时眼科王大夫正身穿一件真丝花上衣，华丽中略显飘逸，我指着说：“这就是中国丝绸。”此时，那种为中国悠久历史的自豪感是在国内会永远体验不到的。

                     ㈡

恶性疟疾是坦桑尼亚人主要致死疾病之一，我几乎天天都要加班抢救病儿，竟不幸自己也染上了疟疾，一天我高烧39度多，头昏呕吐，但这天是我大查房日，病房里有三个抽风的恶性疟疾病儿，西德、荷兰和坦桑的医生都在等待着我。队友们劝我在家休息，我想，我如不去查房，就意味着那几个重病人就可能有生命危险。病人的期待，职业的使命，使我顾不上病痛，坚持到了病房，和肤色不同的各国医生，实施着力所能及的诊疗措施，经过扩溶、纠酸、抗休克，三个小时后病儿血压逐渐稳定了，而我却大汗淋漓，天旋地转的倒在了床边，坦桑医生含泪把我送回了驻地。

  一天，一位病人因咳嗽、呼吸困难来就诊。她的眉毛完全脱落，一只手是典型的鹰爪样畸形，直觉告诉我这就是令人生畏的麻风病，我用警惕的眼光远远打量着问:“你知道你患麻风吗？”病人说：“知道，大夫说已治好，不传染了” 医生的职责使我不能深究其话的真伪，我谨慎的让她坐在我面前，做着例行的检查，经过五天住院抢救，肺炎奇迹般恢复了，这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可谓难度不小！她的脸上绽放出了多日来少有的笑容，她第一句话就说：“谢谢中国大夫，好了后我要到中国去学习医生。”出院一周后她专程带着一只活的大红公鸡走几十英里来医院看我，按坦桑习俗只有贵宾才可以送活的生灵，她捧着我的手，慢慢在她的嘴边亲吻。嘴里不停地说：“齐纳、蒙古！”（中国、上帝），她母亲单腿跪地，用手抚摸我的脚。米莎告诉我：“这是穆斯林大礼。”此时我竟然完全忘记了麻风病这个烈性的传染病，病人和医生的心就这样融合在了一起。友情醇于酒，我感悟到医生个人的能力虽渺小，但倾全力的渺小就孕育着高尚，它像是绣在亚麻布上的一幅画，使我陶醉在门诊、查房这平凡的工作中，医患之间的友情能使人与人距离缩短，坚冰融化，它净化了我的心灵，也使我体味到了援外工作的苦与乐。

中国医生与来自西德、荷兰以及印、巴医生，同看门诊、同手术，毫无保留地将技术传授给他们，用爱“浇灌”起了与各国医生的信任和尊重，我们的奉献精神不但赢得了坦桑民众的赞扬和爱戴，就连坦桑总统尼雷尔只要一回到家乡Musuma市，就会邀请中国医生到他家里做客。其它各国医生星期天也常来我们住处做客，他们吃着我们做的水饺、混沌，学着使用中国筷子，甚至不解的询问水饺馅是如何包进去的。市长吃过我们的韭菜水饺连说好吃，后又让他的司机要去韭菜苗，他也要学着种韭菜，但包水饺的技术，他恐怕一时是学不来的。古老的华夏饮食文化，竟通过我们医生传到了非洲。山东章丘的大葱、胶东大白菜、韭菜等也在坦桑大地生生夕夕繁衍着，见证了中坦友谊的史话。

 在坦桑，中国人的面孔就是最好的通行证。有次我们外出车坏了，坦桑朋友便迅速找来了修车师傅把车修好，钱却分文没取。他们说：“中国医生是我们真诚的朋友”。在坦桑，人人都知道北京。作为一名普通医生，能代表中国为坦桑人服务感到无上光荣！即使今天当我和Kalugand聊起来，依然是无限的自豪和充实。医生没国界，只要用诚心对待病人，就会赢得真情。每当我抢救好一个病儿，抑或是病人说一句“Thanks china!”时，就会勾起了我涌动的情感，那种对亲人的思念，那种度日如年的思乡之情，便融化在中坦友谊的暖流之中了。

                       （三）

身在异国他乡，一旦下班，念家思乡就便占据了我们每个游子的感情世界。

家，使每个人梦牵魂绕，自踏上非洲大陆的第一天，心中就数算着归期，只有那一月一次的家书，才能带来亲人的信息，慰籍远方游子。大家习惯把这飘洋过海，带着亲人体温的纸片，称为“一号文件。”入夜，站在万般寂静的院子里，听着维多利亚湖波涛的聆唱，面向东北方的祖国，默默地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家人平安，遥望着星空中的穿梭的人造卫星，天真的合计着如果乘卫星，23分钟即可到中国，我们多么期望着科学的发展也会让卫星帮我们解决这思念之痛。

 每逢佳节倍思亲！坦桑的中秋明月与故乡一样亮，中秋之夜，在“举头望明月”中我们摆上了几块蛋糕（坦桑没有月饼），放上筷子，与万里之遥的亲人共婵娟，遥望着祖国天空，思念着家中老小，恨不得一步迈进家门。当国内人民日报一来，我们就争着在字里行间中寻找着祖国、山东的消息。只要提起“北京”，大家的眼里便会充满了渴望、思念的泪水。每逢见到国内来得同胞，虽素不相识也觉得是“家里人”。1975年，我两次患疟疾，高烧、呕吐，是伙伴们看护我，给我打针、做饭，无微不至地关照。在异国他乡，这种关爱之情就是用世上最美丽的言语描述也都是苍白的，即使今天回忆起来仍心暖如初。

  在木索马医院度过了近八百个日日夜夜，就要回国了，却又万般的难舍。行前，我来到芒果树下，抚摸着自己亲手种的菠罗、木瓜、芒果，思绪着多情的黑人朋友，手拉着黑、白、棕等肤色的各国医生，竟忘记了二年多梦牵魂绕的盼着回国这一天的到来！当我走到机场候机室时，院长和全体儿科医生护士早已在机场等候了，米莎流着眼泪说：“桑大夫，你一走，我们就再也不会见面了。”我说：“只要有机会，我还会回来的。”至今我还保存着医院赠给我的一个象牙棍，和一张在机场与送行的人合影，相片上的人都表情凝固没有一个笑脸。他、她们穿着康珈，有的搂搂我的脖子，有的拍拍肩膀，亲吻着我沾满泪水的面颊，举手投足间饱含着万般的难舍之情！我含泪一步三回首的登上了飞机。

 两年援外工作结束了，而友谊将继续在两国人民间传递——36年过去了，即使我已步砺蹒跚满头银发，即使我的生命也来日无多，但我的那颗火热的心仍会在非洲朋友中间燃烧，真正的友谊是不会终结的。别了，坦桑朋友！别了，四季常青的非洲大陆！以及那令我无限眷恋和美好记忆的援外生活！我深情的望着窗外那荡漾着友谊的维多利亚的湖面，和渐行渐远的坦桑大地，飞机下白云像棉花糖般撩人，撩起了我无限的遐想，我知道离开坦桑很难再回来了。谁能料到，36年后我和坦桑尼亚朋友又一次相聚在北京英语角了，这再次应验了Kalugand说的：两个山不能见面，而两个人还是可以再见面的，不管怎样，这也算园了我半个重返坦桑尼亚的梦，虽属偶然，但友情却是两国人民所分享的共同的精神财富，非洲成就了我的人生的价值，它是一条无形的金桥，一条铸造友谊的金桥，一条由中国医生用汗水甚至生命铺成的金桥，愿中坦友谊谱写出更绚丽的篇章。

难忘异国情！我多么想再畅游维多利亚湖，再续坦桑尼亚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