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新生婴儿因无准生证被当死胎处理》这条新闻后，我非常难过。因为没有准生证，医生得到领导的授意没有给新生儿做清理呼吸道分泌物处理，导致2分钟后新生儿死亡。

在计划生育风声正紧的时候，准生证就像阎王桌上的生死簿。

作为80后，我站在30岁的门槛儿上，想说说我们经历的计划生育工作。

在86版初中思想政治书上，我正式学习了“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之前只见过粉刷在墙上的白色标语。

然而2000年以后，计划生育策似乎宽松了许多，或者说是人性化了，在山区的农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儿，也准许要第二胎，可倒退20年人们想都不敢想。

我就是第二胎，出生于1981年计划生育的风口浪尖上，当时父亲在冀北坝上的林场当工人，母亲是农业户口。1979年姐姐出生后，父亲相应号召办理了独生子女证。因为1976年从村里出去做临时工的父亲，深知农民和工人在县城的待遇差距，所以十分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人身份。办理了独生子女证后，家里开始享受每个月5元钱的独生子女补贴（当时父亲月工资是35元，林场厂长的工资80元）。

虽然父亲的身份由农民变成工人了，但思想没变，“养儿防老”的想法根深蒂固，所以一直想要个男孩儿，于是精心策划着我的出生。

我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费了父亲很多心思。首先得益于母亲是农村户口，不属于林场正式职工，这样就可以不被监督来去自由，所以父亲先斩后奏，把怀孕后的母亲安排回了农村老家养胎。

为了能开出准生证，父亲托县城医院工作的伯父给姐姐做了一个病例证明，证明姐姐患有先天性大脑炎，属于残疾儿童，然后写申请给林场和相关部门申请二胎准生证。用了很长时间才算把所有关系都疏通打点好，因此我在出生大半年之后才来到父亲身边。

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父亲的工友们不干了，纷纷像领导反应：为什么他能顶风作案，神不知鬼不觉地要二胎，必须处分，不然我们也以身试法。领导终于顶不住了，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不能把我掐死吧？结果只有是罚款。之前，每个月5元的独生子女费已经发了两年多，不但要全部收回，而且外加10元罚款，一直罚了整整两年。在我出生后的两年多里，父亲每个月只有20元工资，由于母亲是农村户口安排不了工作，因此20元钱要养活我们一家四口，生活的艰难可想而之。

虽然生活艰难，但父亲并未遭遇什么人身攻击。可身在农村的超生户就没那么幸运了。

农村是计划生育的重灾区，主要是“重男轻女”和“多儿多女多福寿”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当年黄宏和宋丹丹在春晚上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就是哪个时代的缩影。农民为了超生，孕妇都是东躲西藏的，否则被抓到了不由分说就拉去引产。

因为计划生育是国策，在政绩上属于一票否决制，地方被查出超生的话官员的乌纱都保不住，所以由上至下抓得很紧。起初是女人跑了男人看家，然而为了逼迫女人出来，有些地区就把男人抓去拘留。我陕西同学的父亲就被抓去整整关了一年，回来后两个女儿都不愿搭理他，并且以有这样的父亲为耻，因为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认为只有坏人才被抓去坐牢。

因为计划生育，在农村，找不到当事人拆房子的事情有过；因为计划生育，在城市里孕妇上街而被无故拉去引产的事情也发生过。

生育多胎固然不对，但采取极端手段控制计划生育的“杀手”们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酿成“新生婴儿因无准生证被当死胎处理”的惨剧后，当事人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