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在六十岁前后，开始系统地总结他自己的经验，使它上升为理论，并公诸于世，成为公众可以享用的精神财富。他说：

　　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能倒?不若出我所有，公之于人，收天下后世之名贤，悉为同调。胜我者，我师之，仍不失为起予之高足；类我者，我友之，亦不愧为攻玉之他山。持此为心，遂不觉以生平底里，和盘托出。

　　他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传给世人，历史没有辜负他的这番好意。三百年过去了，他的传奇、小说等创作，虽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已不能象当时那样，赢得那么多观众和读者了。而其总结艺术经验的理论著作，却被许多不同学科、不同观点的学术研究者们视为瑰宝。

　　李渔总结经验的著作，主要是一六七一年（康熙十年）出版的《闲情偶寄》（又叫《笠翁偶集》）。此书包括八部：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词曲部》谈论戏剧的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演习部》谈论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声容部》中的《习技》，详述教女子读书、写诗、学习歌舞和演奏乐器的方法，都和戏剧有关。后人曾把《词曲》、《演习》两部抽出来，独立印成一书，名《李笠翁曲话》，出过好几种。建国以后，也整理出版过几种。

　　《曲话》从创作、导演、表演、教习，直到语言、音乐、服装，都一一作了论述，不仅有系统，有理论高度，而且有针对性，重点难点突出，切合实用。这不仅与他潜心地研究过前人的戏曲遗产有关，而且也与他有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分不开。他自己写过几十种传奇，阅读当代名剧不下百余部，还从事改编旧剧和校讎时人新剧的工作。他一生活动于歌舞场中，不知看过多少戏，何况还亲自主持家班女戏七年。

　　自宋、元、明，迄至清初，几百年间，中国古典戏曲已有丰富的积累，也有一些人对戏曲理论做过探讨。历史要求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总结，并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李渔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并且独创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可以说，在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史上，真正对戏剧艺术的本质和主要特征，对戏剧创作的各种问题，对戏剧表演和导演的各种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和系统阐述，并相当深刻地把握到了戏剧艺术特殊规律的，首推李渔。不仅在他之前，无人可以比肩，就是在他之后，也很少有超过他的。清代杨恩寿写《续词余丛话》，民国初年吴梅写《顾曲麈谈》，都大量袭用李渔原话，其他人就不必说了。

　　现代的戏曲研究者们也都十分推崇《曲话》，说它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集大成的著作；是中国戏剧美学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其中关于导演的论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导演学。这些评价毫不过份。李渔在三百年前，确已为祖国争得了一个世界第一！

　　《闲情偶寄》的其他六部写在谈戏曲理论之后，主要谈娱乐养生之道和美化生活，内容也很丰富。李渔自己对此是很看重的。据说此书新出，一位友人借去看，此人对戏剧理论不感兴趣，此书前面谈的都是这些，按书的顺序翻阅，觉得乏味，把书退还。李渔不觉哈哈大笑，写了一首诗赠给他：

　　读书不得法，开卷意先阑。

　　此物同甘蔗，如何不倒餐?

　　甘蔗根部最甜，《闲情偶寄》对一般读者来说，也是后面这六部更能引起兴趣。这个友人如果跳过前两部去阅读，就不会感到乏味了。

　　这六部的写法，和一般生活知识读物不同。讲李渔知识，往往结合抒情和说理。他不是着力于现成知识的通俗化，而主要讲自己实践得来的新经验。他希望这类作品对美化人们生活有所帮助，让生活更加丰富多采。他还希望通过草木虫鱼、摄生养性知识的论述，旁引曲譬，有助于规正风俗，警惕人心。

　　下面从亭园建筑、植树养花、行乐和疗病方面，举些例子。

　　李渔自称生平有两绝技：辨审音乐和置造亭园。前面说过，早在故乡时他曾建造伊园（伊山别业）。到江宁后，他又建芥子园。晚年回到杭州，又营建他最后的住所——层园。他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曾引起当时礼部尚书龚鼎孳等的仰慕。

　　李渔搞建筑，主张一要因地制宜，力戒奢靡；二要不拘成格，一榱一桷必自出心裁。而非常卑视那些“掷盈千累万之资以图园圃”，  “亭则法某人之制，榭则遵谁氏之规。勿使稍异”的“通侯贵戚”。

　　李渔还强调建筑要高低适宜，价廉工省。他劝富贵人家造房子不要过于高广，因为房子过大，人反显得小，房舍和人，大小相称才好。他说，处士的房子难免矮小，但屋内清洁，没有污七八糟的东西，倒显得很高广。李渔认为，居室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熳。他说：  “锦绣绮罗，谁不知贵，亦谁不见之?缟衣素裳，其制略新，则为众目所射，以其未尝睹也。”他追求的是朴素美，风格美。

　　李渔性嗜花竹。他说：  “予有四命，各司一时：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秋海棠为命；冬以腊梅为命。”他每到一处，皆广植花木。他说：  “予播迁四方，所止之地，惟荔枝、龙眼、佛手诸卉，为吴越诸邦不产者，未经种植，其余一切花果竹木，无一不经葺理。”

　　丰富的种植经验，浓厚的欣赏兴趣，加上他超群的文采，使其谈论植树养花的文章独具一格。譬如写菊，他说：

　　菊花之美，则全仗人力，微假天工。艺菊之家……为此一花，自春徂秋，自朝迄暮，总无一刻之暇。……若是则菊花之美，非天美之，人美之也。人美之而归功于天，使与不费辛勤之牡丹、芍药齐观等视，不几恩怨不分，而公私少辨乎?艺菊之人终岁勤动，而不以胜天之力予之，是但知花好，而昧所从来。炊水忘源，并置汲者于不问，其心安乎?

　　予尝观老圃之种菊，而慨然于修士之立身与儒者之治业。使能以种菊之无逸者砺其身心，则焉往而不为圣贤?使能以种菊之有恒者攻吾举业，则何虑其不掇青紫?乃士人爱身爱名之心，终不能如老圃之爱菊，奈何！

　　写菊，侧重写菊农的辛勤和有恒，并以此激励读书人，很有教育意义。

　　再如写菜花：

　　菜果至贱之物，花亦卑卑不数之花。无如积至贱至卑者而至盈千累万，则贱者贵而卑者尊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者，非民之果贵，民之至多至盛为可贵也。园圃种植之花，自数朵以至数十百朵而止矣，有至盈阡溢亩，令人一望无际者哉?曰：无之。无则当推菜花为盛矣！一气初盈，万花齐发，青畴白壤，悉变黄金，不诚洋洋乎大观也哉?当是时也，呼朋拉友，散步芳塍，香风导酒客，寻帘锦蝶与游人争路，郊畦之乐，十百园亭，惟菜花之开，是其侯也。

　　赞美菜花，实则赞美人民群众。“积至贱至卑者而至盈千累万，则贱者贵而卑者尊矣。”李渔这则论花小品，说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道理：  “民之至多至盛为可贵也。”

　　怎样享用花卉，李渔也深有考究。例如对兰花，他说：

　　吾谓芝兰之性，毕竟喜人相俱，毕竟以人闻香气为乐。……然相俱贵乎有情，有情务在得法。有情而得法，则坐芝兰之室，久而愈闻其香。

　　什么叫“有情”?他说：

　　兰之初着花时，自应易其坐位，外者内之，远者近之，卑者尊之。人之重兰，非重兰也，重其花也，叶则花之舆从而已矣。居处一定，则当美其供设。书画垆瓶，种种器玩，皆宜森列其旁。但勿焚香，香薰即谢。……若是则位置提防之道得矣。

　　什么叫“得法”?他说：

　　法则专为闻香。“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者，以其知入而不知出也。出而再入，则后者之香倍乎前矣。故有兰之室不应久坐，另设无兰者一间，以作退步。时退时进，进多退少，则刻刻有香，虽坐无兰之室，若依倩女之魂。是法也，而情在其中矣。如止有此室，则以门外作退步，或往行他事，事毕而入，以无意得之者，其香更甚。养花必须“有情而得法”，李渔消受兰香之诀，确有其独到之处。

　　在《颐养部》中，李渔首先讲的是行乐之法。包括富贵、贫贱者如何行乐，居家、出门如何行乐，一年四季如何行乐，睡坐行立之时、饮谈沐浴之际如何行乐，以及听琴观棋、看花听鸟、浇灌花竹之乐等等。

　　在谈论行乐时，李渔宣传“退一步”法。他说：  “以不如己者视已，则日见可乐；以胜于已者视已，则时觉可忧。”在说到贫贱行乐之法时，特别强调这一思想。他说：

　　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为贱，更有贱于我者；我以妻子为累，尚有鳏寡孤独之民，求为妻子之累而不能者；我以胼胝为劳，尚有身系狱廷、荒芜田地，求安耕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心，则苦海尽成乐地。如或向前一算，以胜己者相衡，则片刻难安，种种桎梏幽囚之境出矣。

　　他说自己是天地间第一困人，在忧患中没有死，固然由于手中有一支笔，可以驱除万虑，但如不守定“退一步”法，那笔墨生涯也是能够遭灾惹祸的。他介绍了一种自我警惕的方法：

　　凡人一生，奇祸大难非特不可遗忘，还宜大书特书，高悬座右。其裨益于身者有三：孽由己作，则可知非痛改，视作前车；祸自天来，则可止怨释尤，以弭后患；至于忆苦追烦，引出无穷乐境，则又警心惕目之余事矣。如曰省躬罪己，原属隐情，难使他人共睹，若是则有包含韫籍之法：或止书罹患之年月，而不及其事；或别书隐射之数语，而不露其详；或撰作一联一诗，悬挂起居亲密之处，微寓己意，不使人知，亦淑慎其身之妙法也。

　　李渔认为，劝富人行乐最难。他们为财富所累，要使他们行乐，先必劝他们分财。不过劝富人分财，同拔山超海一样，难得很。他说：

　　财多则思运，不运则生息不繁。然不运则已，一运则经营惨淡，坐起不宁，其累有不可胜言者。财多必善防，不防则为盗贼所有，而且以身殉之。然不防则已，一防则惊魂四绕，风鹤皆兵，其恐惧觳觫之状，有不堪目击者。且财多必招忌。语云：  “温饱之家，众怨所归。”以一身而为众射之的，方且忧伤虑死之不暇，尚可与言行乐乎哉?

　　他劝富人对贫民“略施小惠”，使贫民对你“歌舞颂扬”，这样你也便能平安快乐了。

　　贫贱者实行“退一步”法；富贵者则需“略施小惠”，以求贫富相安。这是经历过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李渔，为当时新王朝建立后长治久安开出的“救世良方”。在此明显地暴露了李渔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颐养部》的最后一节是《疗病》。李渔出身药商家庭，有比较丰富的中医葑知识。但他疗病用药，却不拘于成说。“每患一症，辄自考其致此之由。得其所由，然后治之以方，疗之以药。”他用的方，不拘限于方书所载之方，乃触景生情，就事论事之方；所用的药，也不一定循《本草》所载之药，乃随心所喜，信手拈来之药。他说：

　　药不执方，医无定格。同一病也，同一药也，尽有治彼不效，治此忽效者。彼是则此非，彼非则此是，必居一于此矣。又有病是此病，药非此药，万无可用之理，或被庸医误投，或为臧获谬取，食之不死，反以回生者。迹是而观，则《本草》所载诸药性，不几大谬不然乎?常见有人病入膏肓，危在旦夕，药饵攻之不效，刀圭试之不灵，忽于无心中瞥遇一事，猛见一物，其物并非药饵，其事绝异刀圭，或为喜乐而病消，或为惊慌而疾退。救得命活，即是良医；医得病痊，便称良药。

　　他在《疗病》这节中，共讲了七类药方，即“本性酷好”、“其人急需”、“一心钟爱”、“一生未见”、“平时契慕”、“素常乐为”和“生平痛恶”。这些看来不能骤信的疗法，都是李渔根据自己或他人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疗法，在一定条件下行之有效。其中包含的科学原理，即使在今天，也值得医学家注意。前面说过杨梅曾治好李渔的病，杨梅就是所谓“本性酷好”之药方。这里再举“素常乐为”之药方一例。他说：

　　予生无他癖，惟好著书。忧藉以消，怒藉以释，牢骚不平之气藉以铲除。因思诸疾之萌蘖，无不始于七情，我有治情理性之药，彼乌能祟我哉?故于伏枕呻吟之初，即作开卷第一义；能起能坐，则落毫端，不则但存腹稿；迨沉疴将起之日，即新编告竣之时。……总之，御疾之道，贵在能忘。……故授以事，非扰之使困，乃迫之使忘也。

　　“治情理性”，是上述七类疗法的共同原则；  “迫之使忘”，是“素常乐为”葑方的妙用。

　　李渔并不否定方书、《本草》的作用。他说：  “彼所载者，物性之常；我所言者，事理之变。”他侧重总结新鲜经验，言人之所未云，不求全，但求新。《闲情偶寄》全书都是如此。李渔很看重他的《闲情偶寄》，在给龚鼎孳的信中说：

　　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赍志以没，俾造物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著为《闲情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舒蓄积。

　　此书的确也是他的寄情之作。要了解李渔，此书不可不读。

　　余怀为《闲情偶寄》作序，称赞说：

　　今李子《偶寄》一书，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前人所欲发而未竟发者，李子尽发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尽言之。其言近，其旨远，其取情多而用物闳。漻漻乎，■■乎，汶者读之旷，僿者读之通，悲者读之愉，拙者读之巧，愁者读之忭且舞，病者读之霍然兴。

　　《闲情偶寄》既然是李渔呕心沥血、寄情抒怀之作，自然也和他本人一样，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表现出一些封建落后思想和庸俗低级趣味。但它毕竟是我国美学史、尤其是戏曲美学史上的珍品，瑕不掩瑜。

　　当年，《闲情偶寄》十分畅销，后来翻印不绝，本世纪初由曹聚仁校订截取其中《词曲部》、《演习部》及《声容部》部分内容，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题名《李笠翁曲话》。一九五九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同样内容仍名《闲情偶寄》。一九八○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有《李笠翁曲话》注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