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上杭化肥厂是新建厂，虽说是一家小型化肥厂，却是上杭县工矿企业中规模最大，职工人数最多，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国营企业。全厂400多名职工主要由上调知青和退伍军人组成，当年的我们大多是20岁出头，都很年轻。上杭化肥厂原设计年产3000吨合成氨，终端产品为硝酸氨（后改为碳酸氢铵）。1971年底，前工段已安装好的设备正式投入生产。因为后工段的硝氨车间的设备还没安装，生产的液氨经过氨加工注入清水这道工序就变成了氨水，当时的产品只销售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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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初，厂党委、革委会成立后，陆续在厂内组建各类组织及开展各种活动。例如成立各级团组织、工会、女工委员会、民兵营，组织基干民兵训练等。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参加上杭县的业余文艺会演，厂部按有关部门的要求，从各车间抽调人员，组织全脱产的文艺宣传队，抽调的人员可以说都是各车间的文艺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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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在的原料车间连我在内共抽调了5人，其中女职工2人：冯秋玉、陈玉兰；男职工3人：陈维民、周必君、岳允富。我进宣传队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有一天，车间书记兰梓洪通知我说，分管政工工作的厂领导林绍美要找我谈话。见面后，林副主任对我说，你的文笔不错，厂里准备将你抽调出来搞文艺创作。他提到前段时间我写的《化肥工人的心》长诗不错，反映工厂新面貌是很好的题材，让我看看是不是能把它改编成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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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长诗的起因是这样的。我们上杭化肥厂是新建厂，开车投入生产后，为庆祝厂党委、厂革委会成立，厂部准备出一期专栏。当时负责组稿的李钟铭（擅长写字画国画）到我们车间，说明了原委，鼓动大家投稿。我进厂不久，有感于深山沟里建工厂的巨大变化，激情创作70行长诗《化肥工人的心》。我写的长诗受有关人士欣赏，被李钟铭刊登到了专栏上（当年厂部的专栏设在生活区大礼堂左侧，曲尺楼朝大路的墙面）。或许是李钟铭得意于自己的“重大”发现，于是他那张大嘴巴就四处传说，我的“诗人”的雅号在厂内小范围传开了。就凭一首长诗，厂领导林绍美也认定我能搞文艺创作。我当时的创作激情未退，对组织上的这种安排没有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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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从来没有写过剧本，但我却很乐意尝试。我接受任务后，乘着写就《化肥工人的心》长诗的激情，以长诗的思路为引导，其中加入人物和增添故事情节，改编成了小话剧《新厂新人新面貌》。完稿后，我将创作文稿直接交给林绍美副主任。林绍美说，厂里组织宣传队，你们搞创作的都是宣传队的成员，要一起参加演出。我回答说，我没上过舞台，我不会表演。没想到，我说这话的时候，分管生产的领导刘茂兴的女儿刘招莲正好在旁边，当即“揭发”我，说我会表演，知青下乡的时候就是大队宣传队的队员（刘招莲是和我同一个大队的回乡知青）。林绍美逮住这句话，不放过我了。我不想留在宣传队，想开溜却被断了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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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宣传队共25人，分成前台演出和后台伴奏两部分。我们共排练了十几个文艺节目，全场演出约一个多小时。我们的节目全是自编自演的，没有一个是取自当时盛行的“样板戏”片段。我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有：对口词、三句半、独唱、乐器合奏、两个小话剧、数个歌舞等等。其中，两个小话剧都是直接取材于厂内的生动素材，直接反映化肥厂的生产生活和职工的精神面貌。一个小话剧就是我创作的《新厂新人新面貌》，剧情概要是：张大爷收到女儿来信，不满足女儿信中的叙说，告别老伴到化肥厂探望进厂工作不久的女儿。他进入生活区、厂区看到新厂的面貌，遇见女儿和工友抢修机器设备的火热感人的场面。通过张大爷的眼睛和感叹，叙说了化肥厂的新厂新人新面貌。我车间抽调进宣传队的5人，除了陈维民是后台伴奏外，其他4人都参加了这个小话剧的演出。其中的主角是来自合成车间的郭复元和陈丽红，两人分别扮演剧中的父女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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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小话剧《把关》，是合成车间的孙海涵创作的，剧情概要是：上班的女工在岗位上议论当时的紧销货的确良花布，因走神忽视了原料气体的质量把关，酿成险情，造成流水作业的化工生产被迫连续减机生产，后经众人全力挽救，才得以恢复正常生产，避免了更大损失。一次教训告诉大家，必须严格遵守劳动纪律，把好思想关是把好生产质量关的前提。林毓玲、刘爱萍、朱小萍、柯远芳、孙海涵、童海峰等人参加了《把关》小话剧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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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文艺节目的排练按计划紧锣密鼓地进行，队里不管是编导，或是普通演员，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我们背台词，或摆造型，或跟着音乐的节奏起舞，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想要取得好成绩，为化肥厂争光。节目的排练完成后，我们在生活区大礼堂向全厂职工作汇报演出。这是一次正式演出。那天晚饭后，我们演出人员都到礼堂的二楼化妆。大礼堂里，黑压压的人群等待着我们的粉墨登场。演出的开场就是锣鼓喧天的热闹场面，第一个节目是付耀荣、邓先荣、张元兴3人表演的动作技巧舞《舞旗》。他们3人每人手持一面红旗在喧天的锣鼓声中上场，挥旗刚劲有力，动作整齐划一。让人惊奇的是，他们一边挥舞红旗，一边还要翻跟斗，还要做些高难度动作，让人目不转睛，齐声叫好，全场掌声齐鸣！上场的付耀荣、邓先荣、张元兴3人都是上杭籍的退伍军人，当年在部队就是基层连队的文艺骨干。当晚，我们排练的十多个文艺节目，一一向全厂职工作了汇报演出。我们的汇报演出很成功，更增加了我们参加上杭县业余文艺会演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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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我们文艺宣传队按计划到上杭县城，参加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上杭县业余文艺会演大会。在会演大会上，我们观看了许多兄弟单位文艺宣传队的精彩演出。我们化肥厂的文艺宣传队的演出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集体舞蹈《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小话剧《把关》被评为该次业余文艺会演优秀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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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话剧《把关》的剧作者孙海涵是厦门知青，是厦门一中老三届高中66届的高材生，我只是厦门大同中学老三届中的67届初中生，无论是学识、生活体验等方面孙海涵都胜过我一大截。我和孙海涵同时都创作小话剧，就话剧文本而言，两者之间无论是主题的揭示，还是剧情的递进以至高潮的展示，我俩在创作上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孙海涵创作的小话剧质量远远超过我，《把关》能胜出，获奖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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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宣传队25人在县政府旁的会演大舞台前留影。25人分成3排，前排8位女队员半蹲着，第2排8位男队员坐在长条木凳上，第3排9位男队员挺胸站立，背景就是会演的大舞台。当年的我们沒有相机，许多珍贵的剧照没能留下，很遗憾。这张集体照是在现埸请相馆的工作人员拍照的。这张集体留影，成了我们宣传队全体成员唯一的一张集体照了。两张舞台剧照是童海峰保留至今的，当年来源何处？如今的他也想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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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文艺宣传队还应上杭县一些部门和单位的邀请外出演出。我们曾经去了福利伐木场、郭车水泥厂、半境瓷厂、古田公社、南阳公社等地演出。在那个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我们的演出很受欢迎。我们所到之处的演出，都受到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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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文艺宣传队在赴南阳公社演出时，发生了一起不算太小的事故，让我记忆犹新。我们乘坐厂里的大卡车到南阳公社，就在驶近公社大门不远处，卡车上的队员们敲锣打鼓，一时锣鼓喧天。不料，一条横在公社大门前低矮的电话线，正好刮到挥臂敲鼓的邓先荣的左拇指。大家凑前去一看，都惊呆了，邓先荣的左拇指连皮带肉被削去了一块！左拇指上端的指骨都裸露出来了。于是，车上一阵忙乱，随队医生周宪尧打开小药箱，急忙现场包扎。包扎的过程中，邓先荣还若无其事地笑着说，没事没事，小事情！痛，那是肯定的。但邓先荣还真没把这事当一回事，当晚的演出仍坚持轻伤不下火线，坚持上台演出第一个3人《舞旗》节目，忍痛在台上挥舞着红旗完成了翻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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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上杭化肥厂组建的第一支文艺宣传队，也是厂里的最后一支文艺宣传队。我1981 年调离上杭化肥厂，据说之后厂里就没再组建过文艺宣传队了。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一个国营生产企业，在正常的生产运行中，客观上也不允许从生产第一线抽调这么多人脱产搞活动，没再组建过文艺宣传队也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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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年过去了，当年宣传队的许多往事逐渐模糊起来，许多点点滴滴的细节淹没在记忆的岁月中，只留下斑驳且又模糊的粗线条。在宣传队的日子里，我们这些从各车间、各部门临时抽调组成的小团体，大家和睦相处，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结下了难忘的舞台情谊。那段时间里，大家在一起说说唱唱、蹦蹦跳跳带来的好心情让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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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话剧《把关》剧照：左起：刘爱萍、林毓玲、童海峰、孙海涵、黄赠生。剧照背景即生产车间仪表控制台，是画家李钟铭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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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剧照，前台演员全部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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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化肥厂文艺宣传队共25人，其中厦门知青有10人：柯远芳、刘爱萍、朱小萍、陈丽虹、洪永革、岳允富、孙海涵、陈维民、王振声、童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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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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