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家普遍不关心基本问题，而是致力于方法论建设。比如罗/尔/斯，他有很多耀眼的学术定义，公/平即正/义、原初立场、反/射平/衡、叠/加共/识、公/共理/性、无/知之/幕等等。但他却放弃康/德的超/验思维方式，不思考终/极的正/义秩序，而是转向形/而下/的正/义细节，致力于在地上建立一个绝/对正/义的世界。

罗尔斯在战场目睹了人类的邪/恶，因此毕生研究正/义/论。”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邪/恶？“这是他的问题意识。据说罗尔斯人品高尚。他继续追问，难道一个正/义的世界永无可能吗？在我看来，这是约伯式问题。假如我是罗/尔/斯的朋友，我会绕过正/义与邪/恶，对他说，如果世界上没有邪/恶，你就没有机会研究正/义问题了。

应该抛弃所有的宏大构思，回到苏格兰哲学启蒙时代，像洛克、蒙田、帕斯卡尔那样，尝试随想录式的写作，用一种思想碎片的方式，慢慢拼凑出我们人性的底色，在词语的细节深处，把基本问题辨析清楚。唯有如此，我们思考的意义才会成为一种可能。

大概五千年前，约伯在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灵/魂迷/茫中，向上/帝呼喊：“哦，人类的观察者啊”。而在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则在他的巨著《道/德情/操论》中提出“无偏的旁观者“概念，直接把人类道/德/秩序的终/极/裁/判/权交/托给上/帝。正是这种横跨几千年的向上/帝祈/求的语/言方式，构成了人类文明最大的智/慧。

人类所有的直觉判断力，都来自于我们对上/帝话/语的日夜沉思。

康/德说，“如果没有感/性，则对象不能被给予我们，如果没有知/性，则对象无法被思维。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人类是语言的容器，如果语言有问题，内容就会单薄，概/念就会模糊。

遍观四/书五/经，无一个确定性概念。原因何在？我认为是语言问题，更是信/仰问题。

任何一名思想者，必须要有自己明确的专业路径，因为只有专业路径，才构成思想的内容。所有没有明显专业路径的思考，都是心/灵/鸡/汤，都是浪/费词/语。

任何一名思/想/者，必须界定明确的对象，必须事先清楚地知道，我思考的明确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这种明确的对象，构成了我们直观思考的稳定的对象。否则，我的思考就会立即遁入盲/目的状态。而且，更加致/命的危/险在于，缘于人/性的无知与傲/慢，我会把这种失去明确对象的盲目思考解释为一种深刻，一种复杂，以这种虚/无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掩饰自己无所不在的无知。

读懂了方法，就读懂了世/界。上/帝用说话的方式创造了世界，并且把他的语/言的能力只赐/给人类。

对于人类而言，上/帝就是我们的基准，语/言就是我们的方法。所以，不认识上/帝，人类注定虚/空、无效。不回到语言，人类注定只是一坯/泥土。

一切的思/想、科/学、艺/术，都从语/言这里产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每次意识到我竟然拥有语/言的能力，我就理解了自己的价值：我是一个有发现能力的人。

必须要重复一个常识，我们的语/言是有边界的，这个世界分布着不同的语言，是上/帝对人类理/性自/负的边界限/制，防止人类因为过/度的理/性自/负引起人类自/身的/毁/灭。

这就是语言的边界意义：语言边界范围之外，人类要练习敬/畏；语言边界范围之内，人类要持守语/言的充分自/由。

一种语言范围之内如果没有必要的语/言自/由，那么这种语/言就已经处在腐/烂和死/亡的状态，表现为这种语/言缺乏任何新思/想和新知/识的发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