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莱斯利、罗伊亚京斯著，黄中宪译：《破解古埃及——一场激烈的智力竞赛》，三联出版社，2007年。

对于破解象形文字的法国人商博良，学者和普通人或许都觉得其学术成绩独具魅力。这一点非同小可，因为通常对学者的生活历程感兴趣的都是些学者或想成为学者的人，普通人觉得学者的生活无非独居书斋的了然寡味而已，比不上政治家所经历的波云诡谲，艺术家身随左右的鲜花红毯，弃之如敝屣也就是“理所当然”了。

《破解古埃及》这本书以商博良的书信为基础，重现了这位才华横溢、英年早逝的传奇学者一生的主要经历，尤其是他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过程和境遇，正好可以满足对商博良存有好奇心的人。这是一本雅俗共赏的书，这种特质一则来自商博良的魅力，一则来自该书的写法：书中将商博良的一生与法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拿破仑、约瑟芬，学界名流以及商博良生活与学术中的贵人、敌人等有趣的素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写法读来颇有趣味，相信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均会有此体会，并且明白原来有的学者的命运竟然和历史的“宏大叙事”关系如此密切，学者的生活也可以五彩斑斓、跌宕起伏！

商博良的最大成就当然是破解象形文字，使得这一“死去”约一千五佰年的古文字终于脱去“天书”的神秘，成为人们了解古埃及文明的“钥匙”。此一成就所需要的付出和努力，自非常人可以理解，他的早逝，和他透支生命的研究工作不无关系。

在破解象形文字之前，商博良没有工作，流落于巴黎、格市和家乡之间，备尝贫寒、疾病和小人挤兑之苦。而在其破解象形文字的成果发布后，名声可谓盛极一时，超出现代学者的想象。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语文学在十九世纪可是一门“显学”，我们目前所熟知的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均与此学科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在其阴影之下，这一点可能只有在傅斯年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一名称中看到其在中国的一点韵味。如今学科细分，懂得或关注语文学或者比较语言学的人文学者又有几位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十九世纪的语文学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牵涉到许多敏感话题，会牵动多方面的神经。以象形文字为例，商博良的解读对于确定古埃及的历史可是关键性的，所以教会对此非常关注。如果古埃及的历史比《圣经》描绘的历史还要悠长，那么基督教的基础就要遭到质疑。这和西方来华传教士研究汉语时的境遇有一定的相似。有趣的是，还真有学者认为古埃及象形文字和汉语之间有密切关系，甚至有断言这两处居民同出一源，一支是另一支迁徙而来，而最原初的那一只讲的就是原初语言的看法，很好玩！

书中对英法两国学者在破解象形文字这一问题上的争夺和歧见也有所着墨，看来学术研究有时确与民族自尊连在一起，“让科学的东方学在中国”只是一例。

商博良的成名前的刻苦钻研与时常饿肚子有关吗？也许有，记得一位学者说过，要有点饥饿感才能在学术上不断前行，尤其是在学术起步时。不过比书中也有一个反例：一位名叫李波尔的学者认为挨饿可以让人更聪颖，因此饿死（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