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今天拿到了样书，发现“后记”没有印上。这让我颇为惶恐，因为有很多师友需要感谢，“后记”的主要意思就是感谢。只能把它贴在这里，算是补漏吧。

后记

本书是笔者博士论文的修订稿。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没能按原计划进行扩充和修改，只是对原文稍作润色，对文字做了校对。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我称其为“半成品”，而今公开出版却“一仍其旧”，着实让我感到不安。记得05年3月份确定以《中国评论》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时，周先生只给我提了一个要求：“这个题目不大，一定要做得彻底。”但我很惭愧，我连这个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做到。拙作在很多方面均需继续研究探讨，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推出本书的修订版。

本书能够出版，与师友和各方的教诲、提携和帮助密不可分。

六年前，蒙周师不弃，忝列门墙，受先生之教诲。常听同学说，能有这样高博的导师，实在是幸运。的确，在论文撰写的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料、构思还是具体写作中，都得到了先生的诸多指导，使我感到收获颇丰。出版之际，又蒙先生拨冗写序。往事历历在目，却又不知怎样用文字来表达！

哲学系的李天纲教授和本所的张晓虹老师，作为本论文指导小组的成员，也曾提出过很多中肯的指导意见，在这里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感谢史地所各位老师给我的教诲。特别是邹逸麟先生和姚大力先生、王建革先生、李晓杰先生、朱海滨先生等还曾对我论文的相关部分提出过批评和指正，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在博士论文完成之后，曾先后请浙江大学历史系黄时鉴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朱政惠先生、中山大学历史系章文钦先生、上海市社科院历史所熊月之先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李天纲先生、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先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王建革先生担任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资料收集方面，我要感谢以下几位朋友：远在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光元兄；三位老同学佳宏伟、韩瑞辉和王大学；以及同授业于周先生门下的王毅师兄、徐建平和倪文君。他们或利用留学、出国、外出查阅资料等种种机会代为我复印资料，或将自己收集的相关资料转赠给我，是我要特别感谢的。另一位朋友是互联网，它可以让我在自己的斗室之内就看到那些至为珍贵的外文资料，可以和天涯海角的朋友交流信息。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徐家汇藏书楼的所收藏的各种旧外文报刊，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感谢这两处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至今难忘的是在徐家汇藏书楼查阅《字林西报》时的情形，该报的合订本简直就是个“巨无霸”，两本以上连我这个“壮劳力”搬起来都觉得费劲，在藏书楼我一共浏览了1870到1902年三十余年的《字林西报》，工作人员的态度一直非常之好，令人感动！

还要感谢读博期间朝夕相处的众位同学：史党社、魏向东和胡其伟诸君，于我可谓在师友之间，在学问和生活方面给我颇多教益和照顾；同年级的其他同学吴轶群、吴媛媛、闫俊侠、倪文君、张珊珊、孙树钢、夏增民、姚永超、方书生、王大学、徐建平、罗剑博、谢湜诸位，也时常在一起交流心得，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时光。

毕业离校后，困于生计，难有机会来沪，故在上海的很多“杂务”均烦劳在沪工作的师友，也要真诚地说声谢谢。

本书篇幅较大，尤其是附录，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编校人员的工作量，感谢她（他）们尤其是本书责编杨英姿小姐的细致与耐心。

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父母为我一口气长达二十二年的漫长求学生涯付出了太多的劳作、艰辛和期待，他们用自己最简单纯朴的方式将一个农家的经济力发挥到了极致，而接受者却仅是我一人而已 ！内子在我读书的那些年和我一同奔波在穗、沪等地，其中的幸苦更是笔墨难以形容，有她伴我逐梦天涯，此生足矣！小女丫丫三岁了，天真烂漫，是全家快乐的源泉。愿她们快乐每一天。

撰写本书的过程虽谈不上一丝不苟，却无比艰难。《中国评论》中的内容涉及比较语言学、语音学、民俗学、碑铭学等等众多学科领域，在初读时常有不知所云的感慨。无奈之下，只好找来上述学科的相关书籍“恶补一番”，门外汉的阅读当然是良莠不齐，囫囵吞枣。之后再回头看资料，带着一知半解的偏见和误读将英文转化成中文，重点篇目常常如此往复数遭。而最痛苦的是在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后仍对自己写出的文字持怀疑态度，也许是时间冲淡了这种怀疑，才有勇气如此“献丑”。但无论如何，出版后就要接受学界的批评，我的电子邮箱是lyw19780623@163.com，请各位大方之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