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就较能了解，为什么韦伯会拒斥整体论的马克思主义自命科学的论调。这和韦伯对马克思有没有敌意没有关系，因为韦伯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到大学课程里的人之一，同时，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学派的学者，他也卷入不少争执；他只是不赞成这套学说自命科学的论调罢了。既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韦伯学术工作中潜在的对手之一，简略分析一下韦伯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似乎会有助益。这个题目，虽然已有吕维特（Karl Lowith）做过研究，但至今仍往往被人忽视。韦伯首先以学术的理由来批判马克思主义，因为“即使就道地的经济现象来说，严格的经济化约论，也不够完整透彻”。韦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拒斥，也有处于个人好恶者。他不相信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能够解放全人类，因为经济无力解决一切问题；它也像其他的人类活动一样，为其本身的手段所限制。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会使人类受到官僚机器的压迫。总之，一个完全集体化的经济体制，必有官僚制过度发展的情况，而导向比在市场经济所见更糟的无政府状态。此外，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将社会抽象地划分为两个阵营；然而，历史上每一个具体的社会，都有许多社会阶层所构成，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阵营里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内。在韦伯看来，革命常常可以让知识分子感到亢奋。不过，根据一个消除异化这样含混的概念，就相信人类可以经由革命而有根本的转变，其时就是由理智的方式，堕入大破之后方能大立意识形态的陷阱。但是，韦伯最不以为然的，是某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不宽容；他们深信自己获知真理，强要那些他们其实在心底深处鄙视的人，接受这真理。在韦伯看来，他们是“信仰的斗士”；因为早已认定了一个社会的乌托邦，经验对他们已没有影响，所以他们实在无法进行讨论。事实上，韦伯经常提到他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面谈，特别是那些在德国的俄国流亡人士；对他们，韦伯只有非常有限的信心，因为他感觉他们更热衷于对权力的追求，而不愿对整治活动所涵盖的各种问题进行反省。

              《韦伯的学术》，见《韦伯作品集之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6-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