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俺在农村当知青，因为表现突出被提拔到农场的小卖部做了营业员。所谓“表现突出”可是俺挑战生理极限卖苦力换来的评价，可谓实至名归呢。当然啦，肯卖苦力的人也还有，可能去小卖部的名额只有一个，几个带队干部一致认为俺比较单纯，没有什么不良动机，于是“一致同意”俺就任小卖部营业员一职。说起来，风里雨里的农田活计，对于一个小个子的女孩子来说，其苦其累实不堪言，如今提升到营业员的位置上，心里真的觉得甜滋滋的。当然俺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炫耀，盯着这好位子的知青多着呢，尤其是女孩子。

    到了小卖部，俺兢兢业业、诚惶诚恐的为全场的知青和附近的贫下中农服务，态度之好、质量之高，可能够得上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张秉贵了。那时十里八乡的贫下中农，特别喜欢光顾俺这小店，有的人甚至半夜三更的来店子里打酒、买“猫耳朵”（湖南的土特产食品）。他们不觉得深夜敲门买东西有什么不妥，只认定小卖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天经地义。而俺们几个营业员，也意志高度统一，把为人民服务当做自己神圣的使命。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人多么纯洁和高尚呀。不就做了一个营业员吗，好像得了多大的便宜，于是在心里总觉得欠了所有人的情，必须得用百分百的“优质服务”（现代语言）来回报大家。

    话又说回来，做营业员比在农田里是要舒服得多，最起码不用被暴晒，不用遭雨淋了。体力上也不用去挑战极限，不到80斤的体重挑一百几十斤的担子。俺现在常常回想起那年冬天“大战100天”的往事，寒冬腊月，冰天雪地里，知青被要求“过革命化的春节”，留下来搞“田园化”，就是把不规整的田地，按照所谓农田机械化的要求，修理成规整的田园化模式。俺不到80斤的个子，每天在大风大雪里挑着百十来斤的大块冻土，一步一挪，艰难至极，俺苦的心里只想哭，却又不能哭。大家都一样苦，大家都在“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额的个天哪，明明苦得要死还要强说“乐”。那种纠结真的是无以言明。俺有幸当上了营业员，摆脱了苦不堪言的田间活儿，梦境里都笑出了声呢，因此上任何人的服务要求，对俺们来说都是应该的。

    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平台，和其他行业打交道的机会也多了，比如供销社卖鱼卖肉卖布的，俺想不混熟都不行，人家也要买俺店里的东西呀，比如肥皂白糖之类的。就在那年的端午节，供销社的一个美眉跑过来神秘地告诉俺，有一点计划外猪肉，可以卖给关系户。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俺也不知自己算不算他们的关系户，就跑去了。那掌刀的师傅还真好，看俺这个“态度特别好的营业员”开口要一点肉，就很慷慨也很精确地割了半斤给俺，把俺感动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拿着不肥不瘦的半斤猪肉，那叫一个满心欢喜哟，俺马上向农场的领导请假回家，准备把好不容易得到的猪肉送回30里以外的城里的家，好让咱爸咱妈节日里高兴一把，让他们说自己的女儿“有用”。于是借了一辆虽然破旧不堪、却还能转起来的自行车，把那宝贝似的猪肉用一个塑料网兜装着挂在车把上，喜滋滋的上路了。这一路踩得飞快，脚底下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不多久就回到了俺家居住的大院。还没进门俺就嚷嚷：妈，我买了一块肉，不肥不瘦正合适呢。全家人都跟在妈的身后出来接见俺，来看俺带回来的猪肉。“肉呢？”妈问。“肉？不在车把上挂着嘛。”俺颇为自得地回答。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一齐说：根本没有什么猪肉。俺傻眼了：车把上只有一只被磨破了的塑料网兜，那块宝贝猪肉的影子都没见到。俺的心好像被人剜了一刀一样难受，几十里迢迢踩回来，就是想让全家人在端午节多吃一点肉呀。美梦破灭了，俺的心流着血，一滴一滴，不肯停止。爸爸妈妈安慰俺，女儿的心意我们懂得的，别难过，以后还会有机会。

    那半斤肉，丢在了那条高低不平的马路上，也不知被谁捡走了，俺一直牵挂着。俺当时是个人人夸赞的好营业员，却久久不能对自己因麻痹大意丢失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块猪肉而释怀，从这个意义上说，俺真不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