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教师节了，学校的老师们蠢蠢欲动，想着应该有点奖金发吧。学生或家长，把老师当回事的，大概也会在节日里送点礼物什么的。政府，我们的各级政府是一定会在这个日子里慰问老师的，因为咱们国家上自最高领袖下至各级领导人，自1985年9月10日起，就以传统的方式，每年都会到各级各类学校去看望“辛勤的园丁”。说上行下效也好，说保乌纱帽也好，哪个地方的领导都不可能不重视这个教师节。

    照理说，能亲眼目睹领导的尊容，能亲耳聆听领导的教诲，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儿呀。可是却很少听说老师对此有光荣的感觉，倒是有人认为，对教育、对教师的尊重应该是常态化，而非在节日的时候才想起要尊重教师。之所以会如此“不识抬举”，大抵因为这些年来教师的待遇比之公务员，差距越来越大。换句话说，就是教书的不如做行政的。于是有人闹出了一点动静：或静坐在政府门前，或停课不进教室，或在网上发帖诉苦。总之是不能忍受教师的工资低于公务员。理由也蛮堂皇：《教师法》规定，教师工资不得低于同地方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这条理由分量够重了，领导们便不能不重视。尤其是教师们中的愤愤不平者，一旦热血喷张，不管不顾，并集结成信访事件时，其影响就不可小觑。哪家的孩子不要上学呢？教孩子的老师因为工资待遇问题影响了情绪，吃亏的除了老师本人，还有学生呀。因此教师的待遇问题关乎一个很大的群体。如果不从根本上做出改善，把教师和公务员平起平坐看待，领导们再如何地高唱“辛勤的园丁”，就有“隔靴搔痒”的嫌疑了。

    本人也曾经忝列教师队伍，而且有幸见证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虽然教书生涯已成了过往的故事，可教师节年复一年地来到，还是深深的吸引着我。那时候我曾想，之所以要设立一个教师节，是否因为这“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和其社会地位不相匹配，需要全社会倍加关注和尊重呢。24年过去了，猜测似乎得到了验证。而教师队伍这个不小的知识分子群体，骨子里具有清高的成分，对自己的政治地位低于公务员只能是徒叹奈何，但对自己的工资待遇低于公务员就很难接受，于是齐呼“伤自尊了”。还好，各地各级政府的官员，至少还记得教师节，至少在这一天会送些RMB给老师们滋润一下。也有的地方领导人比较开明，会在给公务员增加补贴时一并考虑教师的感受，或者也加点给教师。在我看来，一个官本位盛行的国度里，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也有这么一个与教师相关的“另类”故事，不妨说与博友听：

    说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某县一个重点中学的王牌语文教师，在该县领导班子换届时，被县委内定为分管教科文的副县长人选。在将名单拿到人大会上选举之前，组织部长找其谈话，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没想到这老先生竟一口回绝，说自己热爱教书，无意从政。县委书记听闻此事很是诧异，便亲自出马去说服之。问他，你不愿做副县长的最大理由是什么。这老先生竟“大言不惭”地说，社会上想当而又能当副县长的人大有人在嘛，能当一个好教师的人却并不见得很多。他的语出惊人和特立独行，很快传遍了全县。人们议论纷纷，很多人对他表示不理解，也有人为之惋惜，说此君为人境界不低，如果能出任县官，定能惠及一方百姓。

   其实眼下买官鬻爵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老百姓对此的确非常反感。正因为如此，就更显得这个坚辞高官的王牌教师难能可贵，更感到他的不同凡响，也就更增添了一份对他的敬佩。因此，每到教师节，除了记起自己曾经的教师生涯，想得更多的还是这位早已两鬓飞霜的语文教师。

    笔者就赞成王牌教师的说法：能当好教师的人，干公务员没什么难的；做过公务员的，未必能当一个好教师。

    教师节临近，写了这些，是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