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的“遗产”

文/赵炎

《北京晨报》10月3日A15版，责编：蔡辉

话说明王朝终于未能扛住各种内耗，煤山一吊而魂魄散。顺治末，国力渐复，民心思定，许多有识之士摒弃了朝代更迭的遗恨，转而与政府合作。崇祯年间的山西籍贡生于成龙便是其中之一。

从顺治十八年应诏入官，到康熙二十三年逝于任所，二十余年间，于成龙履职六省，卓异三荐，累至封疆，廉吏第一，至而名垂青史，为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一只破箱和瓦缸，而是震铄古今、永为镜鉴的精神遗产。

于成龙离开家乡时，曾发誓“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何谓“天理良心”？不外乎使民安居乐业而已。

古来廉吏准则，民生、教化、理讼，三位一体，具是为民。《诗经》早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初念一出，毕生固守者，民谓之父母；中途动摇者，轻则丧身，重则丧邦。誓言与信念之决定意义，可见一斑。

于成龙正是自始至终秉承了这一信念，才能将六户之罗城治理得欣欣向荣，才能食糠代粮、薪俸济民，才敢于只身入匪窝平定“东山之乱”，才有了词讼、断狱方面的各种传奇，才能于整肃吏治方面痛革积弊，“宽严并济，人所难学”，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庶民欢呼雀跃。

他的一生，是守住初心的一生，心有定力，正念坚固，心地清净，光明磊落；他的一生，是屈己伸民的一生，不为喧嚣而迷惑，不为名利而心动，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时刻以百尔小民为念。

于成龙为官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埋头苦干，能干事、干成事、干好事，有一种永远不服输的精神。初入官场，他先后遭遇两个困局，一在广西罗城，一在四川合州。清初对西南偏远诸地治力未及，致使恢复最慢，匪盗横行，民生凋敝，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是时，罗城仅六户，而合州三县，丁口只百余人，正赋14两，形同鬼蜮。

他治理两地，差不多都是从“光杆司令”开始的。没有办公室，他住庙宇；没有垦荒的百姓，他招抚流民；没有剿匪的兵丁，他训练乡民，并亲自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深入田间地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用了不到八年的时间，两个地方先后出现了翻天覆地之变化，人口骤增，到处良田，邻盗归附，库藏有余。在这八年里，他除了应邀给广西巡抚金光祖写过两个建议性条陈之外，未见其他的豪言壮语。不尚空谈，尤重实干，决心、力度和目标，都切实体现于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中，堪为百官楷模。

太史公曾首创“循吏”一传，其中囊括了若干清官良吏，甚至还有不少酷吏，览之大观，无出一“循”字，如循法、循公、循仁、循义理者皆有，而施政执法之创新者却寥寥。于成龙之所以被誉为“千古廉吏第一”，或因为他本非一个囿于现有成法和章程的人。

如清代军纪有“未奉邻（令）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而于成龙在罗城剿匪，却罔顾此令，是为不“循”，然效果颇佳；再如“原主认业”，乃历朝先例，说白了就是房产土地的原主人避乱于外，若一旦归来，不管如今所居何人，土地何人耕种，都要按例退还。但他在黄州却实行“禁止原主认业”的政策，极好地解决了新附百姓定居与垦荒的问题。

于成龙的创新行政，可用“敢作为、会作为、有作为”来比拟，绝不明哲保身、推诿扯皮。一言以蔽之，就是有担当。按察福建期间，他曾大规模地为“通海”疑犯翻案，此举与朝廷的“海禁”政策是严重相悖的，面对同僚警告，他大呼：“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选拔官吏方面，清政府照搬张居正的“考成法”，于成龙亦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两朝国情不同，死板模仿，必然导致真正的人才“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屡上疏为朝廷推荐德才兼备作风过硬的干才。

值得一提的是，他虽然不屑“考成法”，却使用过具有“考成”性质的衣袋，相当于记事簿吧。说是他在黄州抓强盗，常扮田夫、旅客或乞丐，跟便衣警察似的。由于强盗太多了记不住，他就让人在衣内缝制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逐一拘捕归案。升任直隶巡抚后，随从认为衣袋用不着了，他却笑说：“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

于成龙留给后人的“遗产”还远不止这些，若深入研究，横无际涯，气象万千；若潜心效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这些“遗产”的一切辉煌，均源于那颗“古仁人之心”——以天下为己任、为万民谋福祉的崇高信念。笔者个人认为，信念是可以遗传的，低头反求诸己，抬头身体力行，今人若以于成龙之信念为政，辅之务实创新，“政通人和”的佳话怕是不难演绎。（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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