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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嘉淦上“市场决定论”疏

(2013-11-22 08:13:50)
标签:

历史

市场决定论

孙嘉淦

乾隆

文化

分类: 北京青年报

孙嘉淦上“市场决定论”疏

乾隆帝下“废酿酒禁令”旨

/赵炎

北京青年报1122C02版,责编:曹芳

孙嘉淦上“市场决定论”疏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中,特别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再是以前的基础性作用了。这一全新表述值得期待。

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雍正、乾隆年间号称清代山西名臣第一人的孙嘉淦,曾有过精彩的论述与实践。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孙嘉淦是位重要的配角,狂生一个,其貌不扬,骨头倒硬。初为户部主事,敢与总理王大臣叫板;后为谏官,又弹劾雍正第一红人年羹尧,最后被年羹尧挟私冤杀。

电视剧毕竟不是历史。正史上的孙嘉淦,有点狂,但更善于说理,他饱学、懂经济、廉洁、顾民生,所以,许多奏疏都能被皇帝采纳,亦并未死于年羹尧之手,而是历康、雍、乾三朝,活到了乾隆十八年。

曾因忤逆雍正,被贬国库打杂

孙嘉淦的真正对头,不是年羹尧而是雍正。

《清史稿》里说了两件事。其一,雍正即位初,命群臣提建议。孙嘉淦时任检讨(从七品),也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后两件事倒还罢了,独请亲骨肉之语颇有影射之嫌,犯了雍正的大忌。幸亏内阁大学士朱轼为他开脱,才捡了一条命。其二,雍正十年,孙嘉淦举贤不避亲,荐其弟扬淦为国子监丞,雍正批评了他几句,他又出言顶撞:从仁实不堪用。

原本心里就未释怀的雍正,这回总算揪住孙嘉淦的小辫子了,当下大发雷霆,斥嘉淦反覆欺罔,夺职,交刑部治罪。刑部的几个头头早知道皇帝不待见孙嘉淦,审也不审,关了几天,提议按律当斩。雍正到底不是个昏君,此番发泄,气也消了,想想这人是出了名的不要钱,遂著在银库行走

行走,是清代官场的一个制度,相当于干部轮岗交流。比如我们常在电视剧里看到某人上书房行走军机处行走等等,都是在不夺其本职情况下的兼职。但孙嘉淦的行走又当别论,他是罪臣身份,原职已被褫夺,所以只能是临时打杂。不久又被起用,委以河东盐政。

由于孙嘉淦两次跟财政打交道,他才切实体察了民情,了解了市场对于民生的决定性作用。

乾隆慧眼识珠,孙嘉淦仕途顺达

实际上,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的许多表现刘墉智巧的桥段,都取材于孙嘉淦。譬如皇太后做生,刘墉送去烂姜一桶,寓意一统江山。这个故事的原型是乾隆过寿,孙嘉淦送青菜一桶,寓意大清一统。再如刘墉告老致仕时,用十几口厚重木箱装砖头骗和珅钱的桥段,其实也是孙嘉淦干的。只不过他不是为了斗和珅,而是因为退休了没有积蓄,无法做到荣归故里,所以用木箱装砖头充当辎重来点缀门面。

无论这些故事是真是假,都不影响乾隆对孙嘉淦的赏识与重用。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即位开始,到十一月,孙嘉淦已然升官三次,从吏部候补侍郎到实授侍郎,再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赫然成为二品大员。孙嘉淦也不客气,在其位谋其政,撰写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为乾隆挟父祖奠基成就六十年雄图伟业,提供了高屋建瓴的律己用人之法。

乾隆三年四月,孙嘉淦迁吏部尚书,兼管刑部事。十月,直隶总督李卫致仕,孙嘉淦继任直隶总督(正一品),仕途进入顶峰期。

废弛酒禁,尊重市场规律及自发秩序

关于酒禁之策,清代前期近百年执行得非常严厉,因为担心酿酒耗费粮食过多,所以对酒类市场,朝廷一直是采用立法与行政的双重干预,民间私酿、买卖,均会受到严惩。也就是说,朝廷把酒类加工与贸易的市场,视为一种基础性的资源配置,其一刀切表现为不尊重民生现实、市场规律及其自发秩序。弊政产生的恶果,直接就是扰民、困民、贼民,民不聊生。

孙嘉淦甫任直隶总督,即发现酒禁之弊,疏言: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馀名。臣抵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馀名。此特申报者耳,府、厅、州、县自结之案,尚复不知凡几。吏役兵丁已获而贿纵者,更不知凡几。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属牵连受累者,又复不知凡几。一省如是,他省可知。

为何有这么多的老百姓铤而走险?

他从丰歉之别、酿酒用粮食品种之别以及丰年酿酒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增加百姓收入等三方面切入,作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

臣前言酒禁宜于歉岁,不宜于丰年,犹属书生谬论。躬莅其事,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馀,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于丰穰。

夫作酒以糜谷,此为黄酒言也,其麹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睟稉,皆五谷之最精。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谷糠,麹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壳、谷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

他还进一步从市场的角度来分析废弛酒禁的必要性:烧锅既禁,富民不买高粱,贫民获高粱,虽贱价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为必需之物,则必卖米谷以买黄酒。向者一岁之内,八口之家,卖高粱之价,可得七八两,今止二三两矣;而买黄酒之价,则需费七八两。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等物堆积而不能易钱,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粜米麦。粜而售,则家无盖藏;粜而不售,则百用皆绌。臣所谓有损於生计者此也

最后得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的酒禁弊端,建议乾隆皇帝引起重视,立法不可不慎也。此疏果然被乾隆采纳,下诏弛禁。

经孙嘉淦一疏,此后百余年,清廷在酒禁上基本没再怎么较真儿,嘉庆时的禁酒之举也不过是循吏而报,其实形同虚设。

从孙嘉淦的奏疏中,我们赫然可以发现他有着质朴的市场决定论思想。一、朝廷根据丰年或歉年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在确保市场不失灵的条件下,对资源配置进行最有效的优化(化无用的豆皮、黍壳、谷糠为有用的酒)。二、尊重市场规律和小民趋利图生的自发秩序,小民趋利,如水就下;利之所在,虽禁弥甚。三、由市场来决定价格机制,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于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四、政府只是在宏观上进行调控,必然推动有司的行政职能转变到管理上来,对市场的干扰也就少之又少了。

事实也是如此,乾隆废弛酒禁之后,直至晚清,鲜有出台干预粮食消费的政策,有司在酒类市场上所做的事儿,无不是围绕关税、私征、酒厘、国课等管理政策打转转。而市场本身,根据《郑州大学学报》刊载的资料性论文显示,清代中后期仅北方五省,酿酒业就得到了蓬勃发展,民间业主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也能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各酒类品牌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整个儿就是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发挥了主导作用。(赵炎)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3-11/22/content_25833.htm?div=-1


孙嘉淦上“市场决定论”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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