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足则物常有余

文/赵炎

《北京晨报》11月8日C07版，责编：蔡辉

《三晋都市报》11月16日A14版，责编：武晶晶

心足则物常有余，无欲则品行自高。

公元715年，即唐玄宗开元三年，华州司马杨孚做了大理正，着手审理积案，当他阅罢其中的一个卷宗时，拍案而起了，对身边人说：“若此尉得罪，则公清之士何以劝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如果这个人有罪，那么公正廉洁的官员还有学习的榜样吗？“劝”，此处为勉励之意。

杨孚提及的“此尉”，名叫杜暹，原郑县县尉，河南濮阳人。

一个落马的副县长，何以能让“最高法院院长”为他抱不平？说了你别不信，仅因为一次小小的馈赠事件。

杜暹初入仕途，任婺州参军，秩满离任赴郑县时，同僚们凑份子为他饯行，送他一万张纸。其时纸贵，人们常以存多少张纸来表示富有，而且官员迎送时的馈赠，属于惯例，不算贪污受贿。可杜暹只取100张，表示情谊领了，其余全部退还。同僚们先是不解，弄清原因后都非常赞叹他的廉洁，纷纷说：“过去有个一钱太守的廉政佳话，杜暹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唐代的郑县，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华县，归华州府管辖。杜暹巧拒馈赠的故事，也被扩散到了华州府，杨孚其时正好在华州任司马，听说后颇为好奇，遂留心考察杜暹，“复以清节见知”，引为楷模。

此时见杜暹“坐公事下法司”，杨孚身为大法官，又对其知根知底，自极力帮他洗清冤屈，并推荐给了宰相姚崇。杜暹因祸得福，出狱后擢拜大理评事。开元四年，姚崇罢相，宋璟继之，杜暹调任监察御史。

当时，安西副都护与西突厥可汗发生矛盾，双方均奏报朝廷指责对方。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朝廷下令杜暹前去处理。

杜暹先到西突厥调查，西突厥设宴招待他，并拿出许多金子相赠。杜暹再三推让，随从见此情况，委婉劝说：“来到边陲，不可不领当地人的盛情，否则会影响边疆的稳定。”杜暹不得已收下。等到席散人空后，命随从把赠金埋在了自己住的帐篷下面。几天后，杜暹离开西突厥，行至半路，用公文通知可汗，让他们将埋在帐篷下面的金子收回。西突厥可汗接到公文后既吃惊又感动，对他的清廉非常敬佩，忙派人追赶，一直深入到茫茫沙漠中也没赶上。于是上奏朝廷希望杜暹到安西任职。朝廷也认为杜暹堪当此任，即命其为安西副都护。

读到这儿，我们可能会联想起另一则馈赠故事。

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想吞并物产丰富的蜀国，于是带话给蜀侯，说是准备赠送一头能下金粪的石牛给他。蜀侯非常高兴，下令民工开山填谷，铺筑道路，迎接石牛。秦惠文王却派大军跟在运送石牛的队伍后面灭了蜀国。

两相比较，杜暹拒馈赠的精神就显得十分可贵。

正所谓“鱼贪饵，容易上钩；人贪利，终落陷阱。”历史从来就不缺贪小失大的例子。如果杜暹接受了同僚送的纸，杨孚焉能推荐他？如果杜暹接受了西突厥的礼金，又怎能做到秉公调查双方的争执？

正常馈赠事小，由此引发官德溃堤，事儿才大，为官者不能不加以警惕。贪乃欲物也，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即谓之贪。古人云：“心足则物常有余，心贪则物常不足”。心足，是治贪的根本。

杜暹就是心足之人。《旧唐书》里说他“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以终其身”。此言不虚！杜暹不但早就立下誓言，并一辈子践诺了誓言。公元726年，杜暹拜相。740年，他病重弥留之际，对儿子说：“我死后，不要收受别人赠送的财物。”及其死，唐玄宗下诏封他为尚书右丞相，派人到他家去帮助办理丧事，并特赐给家属内库绢三百匹。此外，尚书省也送去了很多礼物。但他儿子遵照他的遗嘱全都谢绝不受。

在现实官场中，誓言总是美好的高尚的，践行呢？往往却是猥琐的见不得人的，何故？抵受不住贪欲也，还是心不足的缘故。

心一不足，那么眼里见的、心中想的也就是如何得到财物了，至于是否应得，往往无心考量，接受馈赠之隐患也就无法辨别。许多人总以为自己很聪明，拿点别人送的财物没人知道，其实是掩耳盗铃罢了。不但越来越迷失心智，而且会在愚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将走上被告席，千古遗恨。

郭仲怡说：“与‘得到’相对的便是‘失去’，世间没有一种获得，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应该得到的。试着将焦点放在自己已经拥有的，而不是那些想得到的；即便再怎么平淡，也是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小小幸福”。这就叫知足常乐，心足。

心足则物常有余，无欲则品行自高。能像杜暹那样从拒馈赠做起，让誓言接地气，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不断地加强自我思想净化，提高拒贪的意识和保廉的意志力，才能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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