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仁寿与不“贼民”

文/赵炎

《北京晨报》9月20日A14版，责编：蔡辉

地方官的好与坏，是不是为群众着想，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意义重大。

隋炀帝大业末年的一个秋日，蜀郡（成都）司法衙门在牛市口处决死刑犯。按惯例，官府请来僧人念经超度，以体现“临终关怀”。民间通常把这种“超度”叫做“法事”。

正当和尚们高诵佛经之时，有位死刑犯说：能否叫他们别念了？我们自己想拜佛。此言一出，其他死刑犯也大声附和。

监斩官喝道：吵什么？你们拜佛干吗？犯人们异口同声说：我们要为韦大人祈福，求佛祖保佑他！

监斩官不解：你们的案子都是韦大人主审宣判，干吗还要这般对他好？犯人们再次异口同声：正因为是韦大人断的案子，我们才死而无恨。

于是，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监斩官避开正堂，死刑犯们合掌磕头为法官祈福。

罪犯口中的韦大人是谁？为何这些死刑犯临死前要为法官祈福？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说一个不“贼民”官员的例子。

唐高祖李渊入关，以羁縻术定巴蜀，当地百姓屡有不服者，无端争讼、抗税、甚或围殴官吏事，时常发生，尤以川西南诸州最是闹得厉害。

李靖与李孝恭等将领派兵镇压，亦无济于事。无奈之下，他们想到了一个人，前蜀郡司法书佐韦仁寿，众罪犯口中的韦大人，正是此君。

基于“勉察郡国守相群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贼民”的原则，遂拜韦仁寿为巂州都督府长史，初唐巂州都督府，治所在西昌，管辖十六个川西南羁縻州。

韦仁寿，雍州万年（今西安临潼）人，史载其断狱为官最讲“平恕”。“平”即公平公正，“恕”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恕罪或宽恕，而是有原则、讲法治的“仁恕之道”，即一方面制胜私欲、遵从自然和人文规律，用德去引导，以礼去整顿民风；一方面以法治世，用禁令去引导百姓。

双管齐下，而不是凭强力去压制。

官员如此“平恕”，百姓又何必去做贼？用今天的话来说，百姓人人自觉遵守道德与法律，即为成熟有序的自律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死刑犯对韦仁寿感恩、十六个川西南羁縻州百姓对其心服口服的原因所在。

古人云：“夫忠良之吏，国家所以为理也”，“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

可见地方官的好与坏，是不是为群众着想，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意义重大。

韦仁寿治理南宁的故事，也颇能说明问题。

隋末唐初，对巴蜀、广西及云贵等地，羁縻政策是不二选择：一边是大军压境，一边是百般安抚，承认当地土著贵族，封以王侯，以期纳入朝廷管理。

但羁縻政策的成效，往往取决于地方官的操守。譬如韦仁寿赴任南宁之前，“朝廷每遣使安抚，类皆受贿，边人患之，或有叛者。”官员非但不能“以政裕民”，反而大肆盘剥百姓，羁縻政策还如何有效？

韦仁寿治南宁，用的依然是“平恕”之策，弱“羁”重“縻”，安抚为上，以不扰民为第一准则。他的官职是检校南宁州都督，辖八州十七县，方圆千里之地，而他只带500个士兵。另外，他连一个安稳的办公场地也没有，寄居在越巂（西昌），每年仅巡视各地一次。

他难道无权让百姓帮他筑城？非也，他是不想扰民。

然而就是这样，八州十七县还是被他治理得“法令清肃，人怀欢悦”。

有一次巡视完毕要返回寄居地，酋长们舍不得他走，说：天子派遣您担任南宁州的都督，您为什么忙着离去？韦仁寿说：南宁州目前并无城池，我不走不行啊。诸多酋长们乐了：这还不容易！我们大家伙儿帮您修筑城池。

于是，大家一起动手，只用了十天时间，一座后世闻名的石城便竣工了，还为韦仁寿建造了官署与住处。如今这座石城的遗址，就在曲靖老城以北二十里。

如今，有的官员迷信“打一棍子给个红枣吃”，以为这就是管理，其实太小儿科了。地方官的政治行为规范，在古代除了强调“忠君”、“事君”之外，还要“爱民”、“恤民”、“富民”、“利民”，官员真正同“民”融为一体，才能做到不“贼民”，而棍棒的作用恰恰相反。

韦仁寿能让死刑犯折服，靠的正是“兼济天下”的勇气与决心，靠的正是“平恕”为民的有效实践。

晚年，他仍向朝廷请命徙居镇守南宁，这种活力与使命感，无疑来自于他的以民为本的“底气”，“以政裕民”，而不是扰民、“贼民”，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颇资研究价值的课题。（赵炎）

http://www.morningpost.com.cn/szb/html/2013-09/20/content_2478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