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公义两招抚平“老不信”

文/赵炎

《北京晨报》9月13日C07版，责编：蔡辉

《百家讲坛-红版》11期，责编：晓雪

题为《“忧民”才能使“民信”》

干部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自然会把干部视为亲人；干部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老百姓怎么会成为“老不信”？

读《隋书·循吏传》，发现有个叫辛公义的官员，岷州（今甘肃岷县）百姓称他为“慈母”，官民关系亲如母子关系，信任危机几乎是不存在了；再比如并州（今太原）百姓有了纠纷，第一想到的就是彼此忍让，理由很简单，不能让辛大人太辛苦。

提起老百姓，现在有个流行的称谓叫“老不信”,为什么大家“不信”呢？综合媒体分析可知，个别官员所作所为不能给群众带来信任感，使公信力受到这些“害群之马”的影响，使其权威性、信誉度以及影响力有所下降，形成了亟待翻越的“信任墙”。

如何推翻这堵墙，打开百姓的心锁，让“老不信”回归老百姓？笔者以为还得重复那个常识，“爱民者，民桓爱之”。

我们来看看辛公义是如何抚平“老不信”的。

辛公义，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人，祖父和父亲都曾在北魏做官。北周天和年间，辛公义以良家子入太学，以勤苦博学著称。建德初年（572年）拜宣纳上士，随武帝讨平齐国后，累迁掌治上士，扫寇将军。

杨坚为相时，授予内史上士，让他参掌机要。开皇元年（581年）除主客侍郎，摄内史舍人，赐爵安阳县男。隋文帝派他到各地牧马场院挑选良马，他尽心竭力，获得良马十余万匹，文帝高兴地说：“唯我公义，奉国罄心。”

平定陈朝后，辛公义因功迁为岷州刺史。该州民俗畏病，家中若有一人得病，则全家回避，即是父子夫妻，也不准看护，病者很少能活下来。

所谓民俗，多为因循，日久而成俗。良好的民俗，有司没必要插手，但此类陋俗，官方理应禁止。但历任岷州刺史不作为，偶有官员欲行取缔，借约法或广为宣传，百姓就是不信。也就是说，辛公义到任岷州时，当地老百姓也是“老不信”。

辛公义先分遣州府僚吏，往各处巡察，凡见有病的，都用床板抬到府厅安置。暑夏有疫情时，病人有时多至数万，厅室走廊全挤满病人。辛公义亲自设置一床，独坐其间，终日料理，个人俸禄全用来请医购药，并躬身劝病人吃喝，病人因此得以痊愈。然后召集病人家属，说：“死生有命，以前的病人所以死掉，是你们将病人抛弃，不看病，不料理。近日我聚集那么多病人，坐卧在他们中间，不是也没死吗？所以，万不可再相信邪说。”各病人家属都觉惭愧，谢恩而去。从此陋俗改变，全州百姓皆称公义为“慈母”。这应了一个“德”字。

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想起钥匙的故事：铁棒费尽力气无法撬开大锁，钥匙瘦小的身子钻进锁孔轻轻一转，锁就开了。钥匙说：“我懂锁的心。”人心如锁，蛮力难以撬开，唯有真诚关心，做一枚精细的钥匙，才能打开心锁。在辛公义的努力下，岷州老百姓就不再是“老不信”了。

此后，辛公义改任并州刺史。一到任上，便先往狱中，亲自验问，仅十余日，积压旧案便全部予以公正处置，这才回府衙公堂。

辛公义断案奇特，不立文案，只派值班佐吏一人，侧面坐讯问，有的案子若不能一时处置，便拘押涉案人，辛公义就住在公堂，案子得不到处置，便不回内室。有人劝他：“此类事是有法度的，何必自找苦吃？”他说：“刺史无德，何以导人，况且让百姓不明不白，囚于牢中，为官者岂能自安？”罪人闻之，皆叹服。后来有想告状的，乡闾父老便出面调解：“此类小事怎能忍心劳苦使君？”

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显然，辛公义是在踏踏实实做“治者”，因为他相信，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尽管当时并无群众监督机制，但他还是以自己的“诚”，为民分忧，让百姓切身体会，从而取得了“民亦忧其忧”的施政效果。

仁寿元年（601年），辛公义被罢官，朝野为辛公义伸冤者，多日不绝，百姓更是上万民折历数辛公义之德及善政。数年后，复任内史侍郎、司隶大夫，检校右御卫武贲郎将。后从征，到柳城郡时病故。

以史为鉴，以古鉴今，取信于民的根本，无非“德”与“诚”。

孟子曰：“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干部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自然会把干部视为亲人；干部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老百姓怎么会成为“老不信”？（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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