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员“周末”忙学法

文/赵炎

载《北京晨报》7月12日C07版，责编：蔡辉

    《清明集》中有这样一则司法趣闻：江东某县令甫上任，就接到一个民事官司。有江姓地主育三子，老三没有儿子，临死前与族兄弟、连襟江渊协商，想过继其子江瑞以延续香火，并立下文书。由于族人集体反对，只好闹到衙门。

    江渊手中握有遗嘱，但族人的理由也很充分，早几年，江渊的另一个儿子曾过继给江家老二的，却未能孝养，如果再立江渊之子，那么江家的财产将有三分之二落入江渊父子的腰包，这不公平。县令问清案情后，有点犯难了。主薄见状，上前与县令耳语一番，然后对堂下众人说：诸位先回去，大人今天累了，隔日再审。为什么要隔日呢？因为第二天是“休沐”。

    主薄的意思是，这个案子要“再三抽绎，欲合情，欲息讼，必当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斯可矣”。就是建议县令利用休息日与下属开个碰头会，好好学法，寻找法律依据。果然，经过一天的突击翻书，终于找到两个适用条款，县令的思路也清晰了：“立继当许之，但不可使之得财过多”。第三天再审时做出了“人情、法理两得其平”的令人信服之判决。

    这位县令的“休沐”日，跟如今周末双休性质一样，只是时间不同而已，他们每十天“休沐”一天，曰旬休。另外有54个节庆假日，其中有18天属于正式“休务”。我在阅读南宋数百则书判的过程中，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那么，他们为何要在周末突击学法呢？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知识结构不同。

    比如“明经科“出身的官员，注重强记博诵，法律素养自然就高一些；而”进士科“出身的官员，在义理诗赋下功夫较多，在“通经致用”上就差一些。这些官员一旦就任地方庭审案件时，就会时常抓瞎，想做清官，就不得不临时抱佛脚。

    被胡适先生誉为“有悲壮的感情，高尚的见解，伟大的才气”的著名文学家刘克庄，在通判潮州期间，就常常利用“休沐”日研究“治狱之弊”，“先自揣摩斟酌之，以为案如某罪、当合某法，或笞或杖，或徒流或死刑之类”，所作书判“皆文致其辞，轻重其字，必欲以款之情与法意合。”

    二，立法盲点太多。

    宋代法律在北宋时期还算比较健全，靖康之后，典藏大多遗失，虽经孝宗、宁宗补修，其规模亦远不如前。官员审案时无法可依，只得推迟判决，“休沐”日遂成学法的不二之选。

    如《勉斋集》里有个《武楷认金》的案子，说刘某和武安抚先后居住的宅基地内掘土得金，武家后人武楷争领。当地知府“以事理考之，必是刘家之物”。

    考虑到“武安抚曾为一方军政大员，颇有政绩，如今家业凋零，使人叹惋”，打算偏袒武楷。于是知府与推官等人放弃“周末”休息，集体翻找适用律条，可是找来找去，楞是无法可依。知府无奈，最后判决：“将金存于公库，每月许其领五贯”。

    三，费尽心机愚民。

    南宋与大多数朝代一样，不希望老百姓了解有关法律和诉讼的知识。在官员的观念中，法律主要是示之于百姓的约束手段，让他们知道法的存在、退避畏法、再加上一定的道德说教，可解决不少争讼。

    胡太初《昼帘绪论·听讼篇第六》说：“大凡蔽讼，一是必有一非，胜者悦而负者必不乐矣。愚民懵无知识，一时为人鼓诱，自谓有理，故来求诉。若令自据法理断遣而不加晓谕，岂能服负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来前，明加开说，使之自知亏理，宛转求和；或求和不从，彼受曲亦无辞矣。”

    基于这个原则，南宋官员当庭依法宣判的案例少之又少，一般都采取择日宣判，且仅说结果，并不援引具体条款（文书里有条款，那是对上的）。所谓“择日宣判”，也多选择“周末”之后，意在争取权衡、调和、抉择的时间，以更好地履行自己的愚民职责。

    四，挖空心思敛财。

    朝廷立法的本意总是好的，真德秀曾说：“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犹政事之必因风俗也。为政而不因风俗，不足言善政；为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谓良法”（《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直前奏札》）。但到了执法司法层面，就未必了。

    《宋史·刑法志》里说，理宗时“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则令入其当黥之由；意所欲杀，则令证其当死之罪，呼喝吏卒，严限日时，监勒招承，催促结款”。

    这种在审讯过程中罗致罪名以合法意的事儿，也需要时间与智慧。

    官员周末学法忙，忙的是私利，忙的是给控辩双方下套，法律至此便纯粹沦为文饰之具，被实质上肆意践踏和蔑弃了。（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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