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找钱”的干部考核法
文/赵炎
干部考核，在古代亦称考绩、考课、考校或考功，作为吏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历朝历代均相当重视。《尚书》载，舜最先提出“三载考绩”说，其后，三年一考，遂成定制。东晋时，干部考核开始与任期相结合，“三年为小满，六年为秩满”，亦渐为成例。
在考核方式与内容上，秦汉采取“上计”与“监察”相结合的制度，属于雷声大雨点小的那种，考核内容还不十分明确；唐宋采取“四善”和“二十七最”，比较接近内容了，但宋代附加了磨勘法，使得“具体”又趋向模糊。令人意外的是，短命的元朝政府在干部考核方面倒是颇有创见，从形式到内容，中央都做了统一规定，条条框框挺完备。
历史上最另类的干部考核，当数明代，其特点是化繁为简，认死理，考核的硬指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会找钱。不管白猫黑猫，会找钱的就是好猫，就可以通过考核，保住官位，获得升迁。
朱元璋坐天下，在吏治上狠下功夫，成天尽琢磨如何整干部了。他用考满加考察的“辅成法”，在三、六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九年再考一次，不把干部考死不算完，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他自己也没闲着。考核内容也真叫一个繁，如“四格”（守、政、才、年），“八法”（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等。对考核不及格的干部，处罚起来亦毫不客气，致仕、降调、闲住、为民，执行一丝不苟。
到了全盛时期的宣德年间，这制度却基本走样了，由繁琐变为简单。宣德五年，朝廷下令，“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者，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什么叫“方许给由”？其实就是硬指标，或谓通过考核的理由，前提就是会找钱、找到钱。这个先例一开，大明朝的吏治基本也就完蛋了。
成化年间做了稍许修正，如“凡受灾地区，纳粮即可在三年大计时免除朝觐”，但总体方针未变。其后更加简化，“六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杂职二十五石，俱听巡抚官拨缺粮仓，分纳完回任管事，免其赴部，惟选完须知功绩牌册，并通关差人缴部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找到钱、完成任务的干部，可以免除其他考核，甚至不必去京城，直接回去该干嘛干嘛。
弘治十六年，朝廷再次重申了这个硬指标：“凡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务要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但有钱粮未完者，不许给由。”。后来的嘉靖皇帝虽然不怎么上朝，但从未忘记要求干部们帮他找钱，“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
即便是被史学界赞誉有加的一代名相张居正，其推行的考成法，非但没有去除“会找钱”这个硬指标，且有变本加厉之嫌。如其中的“带征”，就是要求干部在完成任期内钱粮任务外，还要至少完成前任拖欠“赋额”七成中的三成，完不成的则处以降罚。听说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没听说还有后人帮前人擦屁股的。张居正的这个规定，赵炎以为，很类似霸王条款。
干部考核，在封建时代，无非教化、赈济、安民、恤狱，等等，德才兼备，与皇帝穿一条裤子，用如今的套话来说，就是“政治上坚定，有驾驭全局能力......”而明代政府如此考核干部，简单是简单了，干脆明了，直接痛快，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种下的祸根，怎一个“烂”字了得！
当“会找钱”成为考核的硬指标，压力产生动力，官吏为了保职位，求升迁，也只好钻钱眼了，“日夜从事，惟急催科”，其他工作一概搁置。当地方政务统统为找钱让路，贪官污吏随之应时而生。横征暴敛者有之（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孱弱者为势豪所凌），中饱私囊者有之（豪强者则大斛倍收），行贿受贿者有之（科敛打点使用年例），狗仗人势者亦空前膨胀（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一个不重视地方教化抚治、不重视民生问题的政府，不亡国，那才是怪事。
关于这一点，在当时也有如赵炎一般的明白人瞧得很清楚（脸红了）。如嘉靖时顾鼎臣上疏：“催科（使得）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害莫大焉。”隆庆时贾三近上疏：“今庙堂之令不信于郡县，郡县之令不信于小民......抚字之念日夺于征输，民安得不困。”万历时萧彦就亦奏：“察吏之道，不宜视催科为殿最......民力不胜，则流亡随之。”朝廷这么考核干部，逼得干部去找钱，同时也就逼得老百姓去流亡，谁还去种地搞生产？谁来为国家创造财富？
但是，这种批评的声音，并未得到执政者的重视。崇祯时搞政改，要求科道官从地方州县官中遴选，但同时还规定，找钱任务未完成的干部，不能参加选拔。“时有令，有司征赋不及额者不得考选。给事中周瑞豹考选后而完赋，帝怒贬谪之，命如瑞豹者悉以闻。于是（熊）开元及御史郑友元等三人并贬二秩调外。”史谓“考选将及，先核税粮，不问抚字，专于催科，此法制一变矣。”
皇帝一生气，法制一变化，后果很严重。不久，崇祯吊死煤山，大明朝土崩瓦解，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了。
考核干部，把经济当硬指标，这种现象在如今亦并不陌生。干部忙找钱，必然荒废基本民生、政务，而作为吏治最直接和最终承受者的老百姓，也会被蒙蔽，从而失去置喙监督的理由。仅这一条，就注定了所谓的“GDP”多少多少，只能是一时繁荣，无法阻止整个吏治走向腐烂。这也算明代政府对我们的一个“启示”吧。
借古鉴今，我们在改革干部考评制度时，应吸取明代过分强调“GDP”的做法，不仅要看经济指标，更要看社会效益指标，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对干部素质及潜力的考核。如果能够将各级领导干部的乌纱放在老百姓手中，让老百姓成为考核、监督干部的主体，中国的吏治会更好，明天或者会更美。（赵炎）
（本文史料：《明史》、《明实录》、《万历会典》、《双槐岁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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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04 11: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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