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如何改变二等公民身份
文/赵炎
《三晋都市报》2012年8月11日第B8版“茶馆”
责编：丁慧敏
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一般按照“九流制”划分，其中又细分为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三个类别。分类固然很细，但主要社会群体依然还是四大类，即士、农、工、商，或者还可以直接划分为两大类，即士、农。士，可笼统理解为皇族、贵族及官绅，是御民的；古代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民占绝大多数，是主要被御的对象。二者的对立，构成了古代社会的两大等级主体。
就身份地位而言，古代农民看似高于手工业者、商人及其他杂类，名列第二，但被压榨、盘剥的程度，却是首当其冲的。也就是说，农民以下，包括农民，都是古代社会的二等公民。
当然，身份也并非不能转换。古代农民一旦放弃土地，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劳动，身份有可能会下滑。如朱元璋，原是雇农，属上九流，后出家当和尚，就沦为中九流；同样，他们也有改变自己二等公民身份、提升社会地位的办法。本文就着重探讨古代农民是如何改变二等公民身份的。
第一种办法是联姻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有过这方面介绍，低等级的家庭，一旦与高等级的家庭攀上婚姻关系，身份地位即可相应得到提升。但这种攀亲办法并非没有阻碍，因为古代婚姻法则一直强调所谓的“门当户对”，即双方的身份地位需要对等，才能联姻，否则会被视为藐视礼法，受到家族惩戒或舆论的谴责。赵炎发现，下列两种情形，却能有效规避这种阻碍：一是皇家选秀，二是贵族及官绅纳妾。
农民家庭有女初长成，若能入选宫廷，被皇帝临幸，生出子女或取得一定名份，会给整个家族带来莫大的荣耀，家族男丁地位的升格也是必然的。隋唐以前，朝廷选秀，一般在贵族及自由民（农民）家庭选择，工、商及其他杂类家庭出身的女子是没有资格参加选秀的。
宋代以后，这种规定有所放宽。如宋神宗的朱婕妤就选自手工业者家庭，其生父崔杰是商人，先后还有两位养父，姓任的养父是书生，后一位养父朱士安是开酒厂的，三位“父亲”均被封为太师或太保，成为皇亲国戚。
在“门当户对”的婚制约束下，农家女与士族之间无法进行正常的联姻，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允许女儿做“士”的妾，把希望寄托在女儿的肚皮及所生子女的亲缘认同上。
母凭子贵，族以女贵，这在古代社会是常识。妾生子，有可能会升格为正妻，那么，正妻之娘家，就成为“士”的名正言顺的姻亲；退一步说，即便妾不能成为正妻，只要其所生子女在亲缘上认同母亲的娘家，同样可以提升娘家的地位。如《世说新语·贤媛》记载的农家女李络秀嫁给安东将军周浚做妾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改变二等公民身份的例子，李家也因此真的成了“士”。
第二种办法是修改家谱
家谱，是中国民间族群文化与史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家谱也存在造假的现象，大家所熟悉的刘备刘皇叔，其家谱就怎一个假字了得！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根子还是出在身份的改变这个企图上。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血统延嗣论，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贵族永远是贵族，贱民永远是贱民，因此，老祖宗是何身份，尤为重要。像朱元璋那样自承“淮右布衣”的人，毕竟不多见，赵炎以为，他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古代农民想升格为士，在家谱里动动手脚，就显得很是必须。
西汉初年，山东一左姓农民通过修改家谱，将左丘明列为先祖，为其子参与当地孝廉选举造势，获得成功。尽管这件事被许多读书人视为大笑话（左丘明，其实姓丘），但山东左姓家谱至今还是把左丘明列为先祖的。古代家谱造假现象，许多典籍里都有记载，有兴趣的朋友可参阅《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
第三种办法是读书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今天的口号，古代农民其实也是知道知识是有力量的，起码通过读书获取知识，可有效改变二等公民的身份，完成向士的华丽逆转。但是，读书同样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或条件，在古代不是一般人就能读书的。尽管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可是，农民真正获得读书资格的时间，足足延后了一千多年，即隋代科举制的出现，逮至宋代县学的普及。
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社会地位高于农民，这一点毋庸置疑。
科举制未出现之前，读书人也是士，无论他们是否做官，并不影响他们士的身份，原因就在于他们之所以可以读书，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是门阀世族出身，对书本或知识存在垄断，而农民则无书可读。因此，在这之前，出现过萤囊照书、凿壁偷光、集萤映雪等许多农家子弟刻苦求学的故事，他们一旦读书有成，即可成为士，受到社会的尊重，哪怕他们并不稀罕做官，二等公民的身份必会得到改变。
科举制出现后，读书人的身份有所下降，特别是宋代以后，人人可以读书，只要有条件，农民也可以成为读书人，身份的转换显得很容易，但不确定。因为读书人需要考取功名，才能完成彻底的转换，否则就如孔乙己那样被人瞧不起，而范进中了举，杀猪的老岳父随即前倨后恭了，道理就在于此。但总体而言，读书人的身份依然远高于农民，如有个成语叫“耕读传家”，家里有读书人，可称为书香门第，开明士绅等等，离士的身份很近，比单纯的农民显得尊贵。
第四种办法是科考
我们知道，北宋末期，州县办学开始普及，南宋中期以后，私人办学也开始如火如荼，学馆、村校林立，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农民有书可读，成为读书人，但二等公民的身份并未得到改变，此时，参加科考取得功名就成为身份改变的分水岭。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宋代以后的各代均出现过凭借科考鲤鱼跳龙门，一举改变身份的农家子弟。
如明代海瑞，其祖上曾做过知县，算官绅之后了。但其父海瀚仅中禀生，即秀才，跟孔乙己差不多，也就是说，海瑞家最多算“耕读传家”，若不能中举，海瑞的农民身份恐怕不能得到改变。好在海瑞后来中举了，跻身公务员队伍，做了福建南平县教谕。
再好比范进这位文学典型，中举前常被杀猪的岳父骂“撒泡尿照照自己”，中举后呢，立马成为“老爷”了，为何？因为举人就是功名，有了做官的资格，二等公民变成一等公民了。
第五种办法是造反
这比较极端和血腥，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还是可以说一说，就史论事而已。
不是有句成语嘛，叫“成者王侯败者寇”，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多如牛毛，成功者却是了了，但一旦成功，农民的身份就会彻底改变。如刘邦成功了，许多跟随他起义的农民，最终转换了身份，成为贵族；朱元璋成功了，徐达、常遇春等农民的儿子一下子做了名垂青史的人物。文学作品中也有这方面的描述，如宋江起义后被招安，一帮子农民、渔民出身的人被朝廷封了官爵，等等。
二等公民与一等公民，在身份地位上的等级对立，是人类社会的通病，其身份的转换也普遍存在，不以时间、历史、制度和人的意志为转移，否则今日之先进的欧美也发生民众游行向政府示威，就显得不可理解。
古代的士，若违法犯罪，在不能得到赦免的情况下，同样会沦为贱民，哪怕是贵为皇族后裔，被贬被废的大有人在。而作为二等公民的农民，通过上述五种办法，同样也可以升格为一等公民。
因此，在任何时期，都不要歧视农民或农民工，要不然，你会犯大错误的。君如舟，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训昭昭！（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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