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商人招商引资赚外汇可做官

文/赵炎

    在学术界，南宋被公认为古代中国一个空前绝后的海洋时代，其以远洋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南宋15%的税收来自海外贸易，人均进出口额在两贯(二两银子)以上。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明州三个市舶司（相当于如今的经济特区）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南宋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述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

    商人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最大的解放。由于商利所在，南宋政府要恢复社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稳固政权统治，首要措施之一，必须对商人的活动实行一系列宽恤政策。对那些在招商引资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商人，还破例授与官职。

    首先是减免商税，鼓励行商贩卖。

    早在高宗建炎初年即发布敕令：“京城团闭日久，道路方通，商旅有欲般贩货物上京者，并经州县自陈，出给公据，特与免沿路税钱。”此后，贩卖民间食用米者免税，为了不失“朝廷宽民之意”，裁减相应税钱，“务令适中”，贩卖民间缺少的竹木蚕织农具、耕牛、斛斗，免收沿路税钱，严冬降雪季节免收税5日。

    以上对商人实行的免税政策，客观上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商人经商的积极性，对各地区商业活动的开展和全国商品经济的繁荣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可惜的是，这项减免政策仅维系了不到四十年，孝宗朝后期，被更繁琐的苛捐杂税所取代。

    其次是转变观念，为商人正名。

    传统观念中，人们将商业视为“末事”，宋以前的历朝历代均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以“重义轻利”、“重本抑末”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通过征收高额商税等手段压制商业的发展。直到南宋，随着功利之学的兴起，这种观念才受到一批进步思想家的冲击。

    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倡功利之学，反对空谈。在“义”、“利”关系上敢于反对封建正统经济思想“贵义贱利”的教条，批评董仲舒关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教是：“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他们把求利看成是人的本性，即所谓的“众人心同”，对这种求利活动只能顺应，不能束缚和抑制。

    在本末关系上，叶、陈二人还引证历史事实，并从工商的社会功能去说明“末”的重要性，进而批判“抑末”的思想。叶适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这是“重本抑末”观念流行了一千多年之后第一次被否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勇敢的倡议。

    第三是提高了商人的地位。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从商者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各级官员、宗室、僧侣、举人、地主以及手工业者，甚至还有一部分农民。同时，商人的政治地位与前代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例如：商人可以送其子弟进入官办的州县学就读；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和出任官职；可以通过向官府进纳钱栗而进入仕途；商贾交结宗室、贵戚、官员，甚至还可与之联姻。

    由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性，使他们在经商活动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主动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他们承担了商品互通有无，调节余缺的责任，联系城乡经济，促进生产和消费，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其二，商人把一部分商业资本用来购买土地，这些土地资本在一定限度内又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其三，许多商人，尤其是一些富商大贾远涉重洋，经营海外贸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特别是南宋在海洋上展露了充分的自信和开放，开辟了不少经济特区，还将招商引资工作作为官员考核的标准之一，使得许多商人也积极投身于招商引资中来。为吸引外商，凡市舶纲首（有点像开发区的招商办和企业家领袖）能招诱舶货，抽解物货，累价及5万贯、十万贯的，可以补官。

    有一个泉州商人蔡景芳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四年（1134年）招98万多贯，就被授了“承信郎”（属五十二阶最小官）。（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