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土拆字法正深刻影响亿万打工者

文/赵炎

    工,巧饰也,象人有规榘也。——《说文》

    从甲骨文字形来看，工，象工具形。“工”、“巨”(矩)古同字,有“规矩”,即持有工具，本义是工匠的曲尺。清末民初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小学述林》里对“工”是这样解释的：许君谓工象人有规榘,说颇难通,以巧饰训工,殆非朔义。以愚观之,工盖器物之名也。知者:《工部》巨下云:“规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按:工为器物,故人能以手持之,若工第为巧饰,安能手持乎…以字形考之,工象曲尺之形,盖即曲尺也。而“土”呢，《说文解字》指出：“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物出形也。”这两个字其实很值得玩味。

    工，就是工具。上下两横平行如地平线，中间站立的一竖（物出形也，也可比喻为人）将永无出头之日。人在这两个地平线里行走，向上出头即为“土”字，也就是说，人一辈子辛辛苦苦被当作工具使用，真正出头之日是入土之日啊。如果向下出头，即为“干”字，注定了还是要辛辛苦苦地发挥工具的作用的。这就是“工土拆字法”。

    就目前来说，中国有一亿四千万打工者，他们大多以农民的身份进入城市，他们会像城里人一样耳朵里听着MP3，口袋里揣着不一定高档但却功能齐全的手机，一般都有QQ号。他们的休闲活动是上网、打桌球、逛商场。他们不会先工作，而是先找老朋友聚会玩耍，经济紧迫了才开始找工作，甚至出现了“月光族”。他们模仿城市生活，紧跟城市时尚装饰打扮，能够很快接受和适应城市变化，但是他们却缺少城市的归宿感。这一点不能忽视。什么是城市的归宿感？一个稳定的居所，平等的医疗、教育以及社会保障。这种归宿感的缺失，正进一步加深打工者们对“工土拆字法”的迷信。

    中国的打工一族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称其为第一代。真正形成打工潮的应该是在90年代末期，我们称其为“新生代”。第一代目的比较单纯，到城市打工只为赚钱为生存，最终目的是回家盖房种地。而新生代的目标明确，想离开农村，对城市生活怀有向往，想通过迁徙流动，离开农村。第一代能够吃苦耐劳，对于工作时间长、劳动条件差、强度高的工作，只要工资理想就肯干。而新生代对工作更具有选择性，对职业的条件和要求提高了。2006年出现的“民工荒”，实际是以新生代为主的青年农民工短缺。第一代认为自己就是农民，新生代则较少地认为自己是农民，趋向于模糊认同（即说不清）。新生代的城市失落感比较大。新生代具有迫切的市民愿望，但是现实的制度门槛、政策限制让他们感到迷茫。正是这样的迷茫让他们感到对自己未来的悲观，从而深陷“工土拆字法”的宿命泥潭。

    我们知道，战后的日本在城市化过程中，体现了一个很好的制度安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政府和企业兴建廉租房给他们安居。同时，规定学校向他们开放，只要进城，就可以享受公平的教育权。虽然第一代进城打工者生活条件比较差，但第二代经过了正规的学习教育之后，基本上了大学，成为白领阶层、中产阶级，经过两代人即顺利地实现了城市化。所谓“一亿皆中流”，形成了稳定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而我们中国，第一代已经错过了，第二代有没有可能不错过呢？后面30年有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如果到时还没有解决，就有可能转变为结构性问题，会产生一个规模很大的没有城市归属感的一群人，农民非农民、市民非市民，游离于城乡之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会随之而来。这一群人，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亿四千万的打工群体够庞大，出现的社会问题难道还少吗？

    “工土拆字法”是一种迷信，这是不容置疑的。“工土拆字法”更是一种宿命的理论，它对打工群体形成的深刻影响正在不断加剧，也将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破坏性的作用。现在的打工者们整体感到迷茫，“工土拆字法”已经在深刻影响他们的思想，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他们认为自己在老板哪儿是工具，在这个社会里同样也在扮演着工具的作用。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发挥工具的作用，如果不需要了，他们就成为流浪一族。他们是工具，是永远不可以出头的。尽管他们也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能够真正成为城市的一份子。   

    呼吁社会要高度重视“工土拆字法”的宿命理论对打工群体的深刻影响，积极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制度，给打工群体一个希望，比如打工满5年10年可以成为市民，享受相同的待遇和福利，在目前的住房制度，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方面都应该考虑打工群体。社会给予打工者一个希望，打工者自己也要转变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让打工者真正走出“工土拆字法“的思维误区。（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