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收藏的一件“文革”时期的旧信封。这件信封从寄发时间（1969年），到现在已经54年了。

前几天翻阅我保存多年的资料时，突然从中滑落下一件旧信封。我拾起掉在地上的信封，哦，还是一封“文革”时期的信件！信封里的信纸虽然早已不见，但信封品相还算完整，保留着许多那个年代的信息。这件信封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大队解体，一些昔日的档案被当做废纸扔掉时，被有心人捡起，辗转落入我手里的。

信封的正面左上角，约占三分之一版面，有一幅重叠的三面红旗的宣传画图案。“三面红旗”指的是1958年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旗帜上印有毛主席语录：“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地址完整。还盖有“挂号”字样的红字小贴纸，上面有打印的黑字“424”序列号 。

这件信封的背面，贴有一枚面值20分的邮票。0.20元，是挂号信的价值。普通信件的邮费是0.08元。邮票上加盖有“彰武”字样的邮政戳记。“彰武”指的是辽宁省彰武县，位于辽北地区。按当时的习惯，寄信人在信封背面，用钢笔蘸蓝墨水抄录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在行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字迹虽然写得潦草，但也能辨识。

邮戳上的时间是1969年2月26日。这封信寄发时间，正是“文革”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时期。随后不长时间，党的“九大”（1969年4月1日-24日）召开。工作着重点依然放在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批、改”运动。即斗私、批修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辽宁彰武县与内蒙古的科左后旗的旗政府所在地甘旗卡是近邻，但与信封上的后旗金宝屯镇的大队“村”相距还是比较远的。那么，辽宁彰武县福兴地公社福兴地大队（村）与科左后旗金宝屯镇XX大队（村），有何“公事”相干往来，寄信还需“挂号”？

当时正处“文革”高潮时期，为了深入开展“革命”工作，各地都成立“革委会”，即革命委员会。在农村，每个村级单位，都设大队，叫“XX大队革委会”，下设几个小队。按当时的形势，上级怕基层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一些问题，对每个“革委会”都下派“工作组”负责督导工作。后来，由于农村大队多，上级没那么多富余干部下派到农村做工作，只好从各农村大队抽调一部分“积极分子”，相互调换、穿插，派往其它农村大队充当“工作组”成员。原来，这封信件是这些“工作组”们，与下派地工作交流的往来通信。

这些从农村抽调的“工作组”成员，大多都是普通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素质也不高。有的是赶上那个年代，靠“造反”起家的。当上“工作组”成员后，觉得自己就是“干部”了，真拿自己当一回事了。俗话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然而，这些“和尚”们却把“经”都给念歪了！

大队革委会班子成员，每天围绕这些“工作组”陪吃陪喝陪笑脸。这些“工作组”也不白吃，成了大队班子的“帮凶”，一个鼻孔出气。大队班子有了这些外来的“工作组”，就好比如虎添翼，想整谁就整谁。

这段时间，已经把当地的“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全都抓起来，集中一起管教，是为“群专”。“群专”，即“人民群众专政”的简称。总共管教的有十多个人。关在生产队队部，接受劳动改造。还从蒙古族人群里挖“内人党分子”（简称内人党）。我父亲也被打成内人党，关进了这个“群专”里。

我父亲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所谓的“内人党”分子。为此，遭受到不少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

有一天，我父亲被押解到村大队部，进行“三堂会审”。与会人员有大队革委会班子成员，还有从外地派来的“工作组”等。这里说明一下，这拨儿“工作组”，不是信封上显示的从辽宁彰武县来的，而是从通辽市科左后旗甘旗卡镇，有一个叫“潮海大队”来的几名“工作组”。

这次提审我父亲有三个目的：一是，给我父亲上“阶级斗争”的教育课；二是，让我父亲交代和反省自己犯过的“罪行”；三是，让我父亲做伪证，指认本村前大队会计李永X是内人党。目的是想“借刀杀人”，把李永X也打成内人党。

在这次会审中，我父亲意志坚定，既没有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内人党，也没有诬陷和出卖李永X是内人党。

面对大队领导班子和“工作组”成员的淫威，我父亲一脸无奈地说：“我自己不是内人党，怎么知道李永X是内人党呀？！”

我父亲这句绵里藏针的话，激怒了一名“工作组”成员，他暴跳如雷地吼道：“柳条穿王八——你们老蒙古都是一溜黑货，一个也跑不了！”说着便从炕上跳下来，气急败坏地冲到我父亲身边，揪住我父亲的耳朵就拧，一直拧到撕裂流出鲜血后，又换另一只耳朵继续拧，也拧到见血为止。

我父亲像影视剧里的英雄一样，凛然面对“敌人”的暴行，面不改色，岿然不动。在那种形势，也不敢反抗，只是用仇恨的目光蔑视这一群穷凶极恶的歹徒。

大队革委会班子成员和“工作组”，软硬兼施、恩威并用，也没能从我父亲嘴里撬出一点他们想得到的“伪证”材料，还弄伤了我父亲，结果匆匆散会，破例直接放走我父亲回家养伤。

父亲回到家时，他两只耳朵上的伤口还沾有很多血迹。我母亲找来干净的棉花蘸上水，小心翼翼地为父亲擦拭伤口。那时我还小，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幕。

此事发生后没过多久，这些“工作组”也被解散，各回各队（村），重新当起社员（农民）。挖“内人党”之事，也不了了之。父亲耳朵被撕裂的伤，很快就好了，没有留下疤痕。后来，听说那个拧伤我父亲耳朵的来自潮海大队的“工作组”成员，他家的一个小孩子在自家院子里玩耍时，不幸头朝下掉进酱缸里淹死了——这也算是“恶有恶报”了！

如今，看到这件保存半个多世纪的信封，它见证了那一段“史无前例”的历史，让我联想起许多关于那个特殊年代的非常往事……【塞外箫声寒撰文】（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