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丈丰碑矗锦城(一)

明末清初,蜀中文化由于数十年的兵火战乱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蜀学至此一蹶不振。一六四四年正月,张献忠再次攻入四川,同年十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1646年张献忠从成都败退,火焚成都,成都遂为焦土。张献忠在川期间,肆虐残杀,造成四川人口锐减,土地一片荒芜。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直至康熙二十年(1861年)四川才基本平复,在近四十年的时间中,只有康熙三年(1664年)九月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九年间,局势相对安定一些。在将近三十年间,四川均处于激烈的战争状态。数十年的战争,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全省人口仅80480人,康熙二十四年,四川总人口也只有18000户,约90000口。而战争的结果,造成的惨烈场面,“数千里,城郭无烟,荆棘之所丛,狐狸豺狼之所游”(《富顺县志》卷2)。“成都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内冢白骨无一存。”(孙琪《蜀破镜》卷五),成都街上甚至出现虎豹。这时蜀学的代表人物,仅费密、先著、破山等寥寥数人而已。这种状态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康熙六十年,四川也才逐步进入恢复期。灌县也同四川上述地区一样,经济文化受到了极大打击,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始恢复灌县建制。这时整个灌县区域,人口也只有1262户,如果以每户人口五口记,也只有6040人。如此之少的人口就是恢复生产也异常困难,更遑论其他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清统治者实行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大批移民入川,对四川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到雍正二年(1724年)四川的垦田数达到了21万余顷,与此同时,四川的人口也显著增加,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就已接近明万历六年的人口数字了,灌县也是如此。乾隆五十一年,灌县人口则升至35535户,总人口127,233人(见《灌县志》120页)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力得到发展,经济也逐步得到恢复,文化建设也提到议事日程,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按察史刘德芳建立了四川的省级书院“锦江书院”。到光绪二十八年锦江书院改制为学堂,共存在了199年,为四川培养了不少的蜀学人才。处于川西地区的灌县,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修建了岷江书院,成为川西地区较早恢复的书院。岷江书院院址在今北街小学。岷江书院的修建是为“根本之地”,“教化之源”。灌县教谕、壁山举人周熏在其“修建岷江书院碑”中说:“夫今之言吏治者,大都以刑名、钱谷、簿书、期会为急务。至于根本之地,教化之源视为迂阔,漠不动心。”,“------以培植人材者,------诸生肄习方务,绝去纷纭驰逐,勉为明达体用之儒庶。人心大正,风俗益淳。------。”(《都江堰金石录》120页)。与此同时,毁于兵火的文庙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也得到了重修。对於灌县地区的最高学府岷江书院也一直受到地方当局的重视。在重建六十年后,道光三年(1823年)翰林院庶吉士,灌知事李桂林主持对岷江书院进行了新建。在碑记中李桂林说:“学纯则正。宜懔鹿洞之箴规;志大非夸,须媲龙门之品望。此时山水储英,或转笑宋荒明陋;他日文章报国,当不徒屈艳班香。”。与官方兴学的同时,灌县民间办学也兴起了热潮,一些士绅纷纷捐资修建书院。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石羊场牟国洪偕其子朝昆,“共用钱三千三百五十八串有零------,而牟君产不及中家,折其半以成此。------。”建成临江书院。(《都江堰市金石录》“创建临江书院碑”)。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安龙秀才傅雅堂捐资办义学味江书院。“味学书院碑”说,傅雅堂“学问品行远近仰瞻,设教数十年,从游者众,脩金所入,卖水田、旱地各二十四亩,山地一区,均作义学公款。道光乙未,以味江北岸,介山水间,爰命匠鸠工建学宫二十四间,题曰味江书院------。”。这些义学书院均在灌县河西地区。对河西地区的就学士子提供了极大方便。
在兴学办学的同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教育人材献身教育事业,为灌县造士育材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清贡生宋云桥,博学多能,著有《离骚评集》诗文二十余卷,执教乡里,造士多人。灌县翰林董文炳、崇宁翰林罗锦文等均为其门下。四川按察史、著名书法家黄云鹄在“ 宋云桥先生教泽碑”中说:“先生名履坦,字灵岩,号云桥,灌县人。以明经授乡里,从游者不惟腾踔名场,且多笃行之士。盖先生孝友至性与端粹慈良之德薰沐使然。”。宋灵岩所教学生遍及川西地区,如崇宁、灌县等。其弟子为举人、翰林也不在少数,以宋灵岩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家,对灌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清四川名翰林、尊经书院山长伍肇龄作“王时斋先生述行碑”,名翰林、慈惠堂负责人尹昌龄作“尹星垣先生教泽碑”,清高履和作“傅醇斋先生教泽碑”,对王时斋、尹星垣、傅醇斋这些教育家、学者进行表彰,对他们的德行进行了讚颂。
清中期由于经济的恢复、教育的兴起,灌县城相继涌现了董文炳、周盛典、高溥、彭洵、苟春培、王昌麟、董香琴、罗骏声、余定夫等一大批学者,灌城一时文风丕振,蜀学粹然,士人风气为之一变。
三、清季咸、同、光年间,灌县士人善书者不在少数,如清咸丰翰林董文炳(号奎峰),其书虽为欧底赵面,但写得奕奕生动。高溥,就学於锦江书院,青城山保留的他的书法楹联,以碑意入帖,自是志趣不凡。翰林周盛典在青城山所书楹联,二王笔意掺以苏、米,写得气势磅礴。彭洵,在著名文人江宁布政使樊增祥在光绪22年为他写的墓碑中说:“书法文名噪盛”,彭洵著多种著作传世。如《麟游志》、《灌记初稿》、《青城山记》、《沁香馆诗钞》、《金石唾余》等。自清末入民国以来,灌城书家,则首推张夔阶。张夔阶(1871年—1936年),字学潮,号畸禅。张夔阶就读县学时,吴之瑛任灌训导。其间对张学问有影响。张夔阶为廪贡,历任长宁县训导,潼川府知府,二十九军田颂尧部秘书,四川省临时议会议员,是蜀中著名书画家。(附图)
张夔阶能诗,其诗清逸隽介,有陶潜、王维之风。张学潮精绘事,所作花鸟翎毛千姿百态。张学潮精北碑,对《石门铭》、《嵩高灵庙碑》、《郑文公碑》等下力尤多。对真、草、隶、篆也多有心得。1913年,四川军政府为纪念“保路运动”中牺牲的爱国志士,在成都少城公园建造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公议请蜀中著名书法家颜楷、赵熙、吴之瑛、张夔阶各以不同字体书写“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10个大字,镌刻于塔的四面,北面书即夔阶手迹,东面即是吴之瑛书的汉篆。字大近米,字体苍劲雄浑,饶有金石味。张夔阶精小学,对说文颇有研究。现灌县文物局存张夔阶手稿十八卷。计有《畸庐草释》5卷、《改订说文部首》1卷、《畸庐丛录》2卷、《畸庐各种集联》3卷、《畸庐随录》7卷。《畸庐草释》论述各体书法要诀,是书学的珍品。(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