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自古英雄多磨难”。作为此论的一个映射，诗歌创作中有所谓“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言易好”的说法。这种观念的形成，我以为始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作为对照，我曾比较详细地研究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流哲学家的生平，未发现基本相似的任何例证。换言之，司马迁受“宫刑”而著《史记》只是一种特殊情况，并非通例，但司马迁本人却想将其演化成一个普遍规律，因此在《报任安书》中举了八个例子来证明他的说法是确有根据的。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司马迁为证明“自古英雄多磨难”所举的例证几乎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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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作为汉武帝时期的史官，由于给与匈奴作战时兵败投降的李陵进行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施以“宫刑”。其后，他给一个名叫任安的朋友写过一封信，后世称为《报任安书》或《报任少卿书》。这封信里的一段话后来成了妇孺皆知的名言：“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这段话之前，还有两句是人们不大注意的，而我认为，只有这两句话才能说明司马迁在受了宫刑之后依然坚持把《史记》写完的理由。这两句话是：“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报任安书》在《汉书·司马迁传》和《文选·卷四十一》中均有记载，《史记》中阙如。但上述《报任安书》中的这段话，在《汉书》、《文选》、《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都是有的，意思也一样，只是个别词句稍有差异，如：《汉书》、《史记·太史公自序》称为“西伯”者，《文选》称为“文王”，以上所录，以《汉书》的文字为准。

在司马迁看来，有钱的富人和当官的贵人是不可能留名千古的，而只有那些“倜傥非常之人”，也就是司马迁举例说明的那些写出了不朽著作的人才能留下千古英名，这就颠覆了中国人所谓“三立”的顺序。中国人讲究“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这立言是排在末位的。也就是说，人首先要追求立德，实际上就是想方设法当官，实在当不上就设法当个将军，即“立功”；还不行就回家写书，即“立言”。所以，在古代，著书立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在这样的心态下，没有人会认真写书，孔子述而不作，老子被别人逼着才写了五千言。所以这些所谓的大家们写的书多数都非常简练，不讲究论证过程和逻辑。真正认为只有写书才能留名后世的只有司马迁，因为他被汉武帝给废了，没了别的选择。后世的实际情况说明，司马迁的目的是达到了，他确实因为《史记》而留名千古了。

    当我们再看司马迁所举的例子时，不难发现两个共同点：一是这些名人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们都写出了流传广远的著作；二是这些写书的人都遭受了巨大的肉体或心灵创伤，即这些著作都是“发愤之作”。也就是说，当年司马迁给任安写这样一封信，就是想说明，只有那些遭受了巨大的肉体或心灵创伤而又能坚持活下来并且写出千古不朽的著作的人才能真正留名后世。本来，司马迁在信中所举的例子，只是随感而发，比较随意，并未仔细推敲，但后世却将其奉为经典，使历史的本来面目混淆至今。对此，我们不妨做个简单分析：

1、关于“西伯拘而演《周易》”

    后世人们以为周文王把由伏羲创立的八卦演成了六十四卦，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易经》，其依据就来自司马迁的这一句“西伯拘而演《周易》”。何谓“西伯拘而演《周易》”？《史记·周本纪》云：“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西伯”即周文王，当时尚在商朝，后来被称为周文王的姬昌当时只是殷纣王统治下的一个诸侯，因为当时的“周国”地处西方，即今天陕西一带，故称“西伯”。《周易》真是周文王所演吗？根据20世纪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考证，周文王演《周易》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仅凭《易经》第三十五卦《晋卦》的卦辞即可证明。《晋卦》卦辞曰：“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顾颉刚认为，这里所谓“康侯”即周成王，我们且不关“锡马蕃庶，昼日三接”的具体含义（因为至今尚有争议），总之这件事是周成王所为，这时候周文王早就死了，一个人怎么会知道他死后发生的事呢？事实上，在唐朝的时候，孔颖达《周易正义》已经用大量证据说明：《周易》之爻辞多是文王以后的事。20世纪著名学者郭沫若、顾颉刚、高亨、李镜池等人均指出，从时间上和《周易》的成书过程来看，司马迁的“文王演《周易》”是缺乏证据的。

2、关于“仲尼厄而作《春秋》”

    孔子厄于陈蔡是确有其事的，但是这件事与孔子是否作《春秋》并无任何关系。更重要的是，孔子是否作过《春秋》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夏天太热，冬天太冷，所以古时候国家处理大事，如祭祀、战争等一般都安排在春季或秋季，因此记载国家大事的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就叫做《春秋》。各国都有历史，所以各国都有《春秋》。只是后来其他国家的《春秋》都失传了，只有鲁国的《春秋》传了下来，所以鲁国的《春秋》就成为后人可以见到的唯一的《春秋》了。那么，这个鲁国的《春秋》真是孔子所作吗？答案是否定的。历史上只有孔子“笔削”《春秋》的传说，也就是在已经有的书上进行增字（笔）或减字（削），并没有任何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换言之，孔子最多是对鲁国史官已经写就的《春秋》进行过修订，并没有作《春秋》，否则就与《论语》里关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记载相互抵牾了。所以，司马迁所谓“仲尼厄而作《春秋》”，纯属杜撰。有充分证据表明：孔子作《春秋》与孔子删《诗》一样不可靠。

3、关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今人多认为有一个叫左丘明的人在双目失明以后写了一本注释《春秋》书，叫做《左氏春秋》，汉代时被称为《左氏春秋传》，简称《左传》。《左传》与另外两本注释《春秋》的著作《榖梁传》和《公羊传》被后世称为《春秋三传》。关于左丘明著《左传》这件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没有这样说，《史记》里也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至今很多专家都怀疑左丘明著《左传》这回事。人们怀疑左丘明著《左传》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因为司马迁只说过左丘明著《国语》，而没有说过左丘明著《左传》。我们且不管左丘明是否著过《左传》，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左丘明是写了《国语》的，这是事实吗？实际上，自唐代以来，很多学者就对左丘明著《国语》一事产生了怀疑。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最先提出反对意见，他写有《非国语》两篇，明确指出左丘明不是原作者。后来很多人都对左丘明著《国语》存有疑问。至今，在众多争论中，有一种观点已经得到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同，即《国语》是由各国史料汇编而成，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一地。它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加工润色，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

4、关于“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孙子兵法》被称为世界三大兵书之一。其书之作者，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一种认为是春秋时期的孙武所著，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直到1972年4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多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由此可知，司马迁所谓的“《兵法》修列”之《兵法》不是指《孙子兵法》，而是指《孙膑兵法》。关于《孙膑兵法》，《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只有这样一句话：“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孙膑兵法》的修列是在孙膑膑脚之前，还是在孙膑膑脚之后，司马迁没有说，也没有其他文献的记载可以佐证，所以，关于“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只能说明孙膑被庞涓砍掉了双脚（也有说是剜了“髌骨”，也有说是砍了双腿）以及孙膑著过兵法这两件事都是事实，但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无法作出判断。

5、关于“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吕览》即《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在秦国担任相国时命其门客编写的。这部书并无系统，而是把在此之前的诸子百家的学说整理了一番，被后世称为“杂家”。除非专家学者，今天很少有人再关注这部书，倒是与此书相关的一个成语比较有名，即“一字千金”。据说，《吕氏春秋》成书后，吕不韦命人将之刊布在咸阳的城门，上面悬挂着一千金的赏金，遍请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若有人能增删一字，就给予一千金的奖励。用《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话说，就是：“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后，“一字千金”之说不胫而走，直至今天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成语”。司马迁说吕不韦组织人编写《吕氏春秋》的原因是他被“迁蜀”。事实上，对于吕不韦来说，组织人编写《吕氏春秋》在前，被秦始皇罢相而“迁蜀”在后，是两件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不知司马迁为何要将两件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事件从时间上前后倒置，尔后再把这两件事说成因果关系。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司马迁自己明明说：“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归复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也就是说，吕不韦是在接到秦始皇让他携家属到蜀国去的命令之后就喝毒酒自杀了，并未真正“迁蜀”，那么《报任安书》里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总之，《吕氏春秋》与“不韦迁蜀”没有任何关系，从时间上说，更不可能是因果关系。

6、关于“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万余言。”这些书后来被秦始皇看见了，才问李斯这些书是谁写的？李斯说是他的同学韩非写的，而当时韩非在韩国。秦始皇为了得到韩非，声言韩国如不将韩非送到秦国，就派兵攻打韩国，韩国无奈，只好把韩非送到了秦国。后来秦始皇听信了李斯的谗言，把韩非投入监狱，即司马迁所说的“韩非囚秦”。也就是说，韩非著书在前，囚秦在后。这个事实司马迁心知肚明，怎么能说是韩非囚秦，才有了《说难》、《孤愤》呢？这完全是倒果为因。

7、关于“《诗》三百篇”

    《诗三百篇》即《诗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还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按照这个说法，《诗》原来有三千多篇，孔子把重复的部分删掉了，保留了其中的三百零五篇，并进行了重新编排，也就是说，《诗经》的编订工作是由孔子完成的。后人关于孔子“删诗”的说法都是从司马迁的这种记载来的。然而，这不是事实。《左传》里说，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鲁国乐师为他演奏了十五国风和雅、颂各部分乐歌，其编排顺序与流传至今的《诗经》大体相同，而那年孔子才八岁，怎么会删诗呢？按照孔子自己的说法，《论语·子罕》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如果孔子自己的说法是真的，至多说明孔子曾经为三百篇作过正乐，即作过纠正曲调错误的工作，绝无“删诗”之可能。

综上，在司马迁为了证明只有肉体和心灵受了巨大创伤并写出千古不朽著作的人才能名垂千古所举的八个例子当中，只有一个是符合实际的，即“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有两个是完全不对的，即“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和“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有三个是缺乏证据的，即“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和“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还有一个是说不清其中关系的，即“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最后一个“《诗》三百篇”只是一部诗歌汇编，根本谈不上孔子删诗并进行最终定稿。

本人写作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司马迁说对了什么，说错了什么，而是要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对待古人著作，必须抱着谨慎的态度，不能司马迁只是随口一说，我们便当作了事实。实际上，司马迁东拉西扯了那么多例子，无非就是想说明两个问题：（1）对他自己受了一个男人所能受的最大侮辱而不去死做个辩解；（2）他一定要，而且一定能够写出一部流传千古的伟大著作。如果我们明白了司马迁给任安写信的这个目的，他在信中所举的那些例子是真是假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段话，后来成了“自古英雄多磨难”的证据，也成了后世诗人所谓“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言易好”的托词。如果人要写出好诗，先要穷苦，那还是不写诗的好。正如钱钟书的诗---《愁》说的那样：“愁挟诗来为护持，生知愁是赋诗资。有愁宁可无诗好，我愿无愁不作诗。”

    钱钟书1980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恳谈会上做过一个演讲，讲稿的题目叫做《诗可以怨》。其中的一段话，我感到与本文所论的主题有点关系，故录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尾：“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论语·季氏》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诗·大序》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没有侧重或倾向那一种‘音’。《汉书·艺文志》申说‘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不两面兼顾的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甚至刑罚折磨的倒霉人的产物。”

注释：（1）司马迁认为人所受到的“侮辱”可分为十等，而以“宫刑”为最。《报任安书》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在文中另一处说：“诟莫大于宫刑。”在司马迁看来，他受了一个男人所能受的最大屈辱。

（2）“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出自韩愈《荆潭唱和诗序》

3、钱钟书：“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出自钱钟书《七缀集·诗可以怨》）。尼采原话翻译成中文是：“ 问问妇人们：自己生产，不是因为生产使人快乐。使母鸡咯咯，使诗人歌唱的是痛苦。”（出自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第九卷，尹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