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甚解”解 

  文人都喜欢说俏皮话，令人解颐。有时不免也会有天真浪漫的年轻人信以为真。于是造成了麻烦。

晋代陶渊明老夫子，说了一句“好读书，不求甚解”，到现在还有人当做自己的旨趣。我还见过有位年轻人因学习“马虎”，受到规劝后，愤愤不平地拿这句话来为自己辩解。这种看法其实大谬不然。

陶渊明这话出自他的《五柳先生传》。这是一篇夫子自道的文章，述他辞去彭泽令后的归隐生活。着重写了好读书、嗜酒两件事情。喝酒是不需要什么特别本事的。

尽可以写如何开怀醉饮，酩酊大醉，人事两忘。读书呢，虽也是一种嗜好，但各人的基础、理解力与造诣就大不一样了。陶老夫子总不能大言不惭，自诩读书理解特深，每悟出人之所未曾悟、未能悟处。这样看来，“好读书，不求甚解”这话，实是一种自谦之事。在这句话后面，陶渊明又自述他读书，“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谓“会意”，正是读书求解，悟得深切的一种佳致。试想，一个读书不求甚解的人，能“每有会意”吗？实际上，陶自小家贫好学，攻读甚勤，他留给我们的幽深精妙、独步一时的诗文，便是一个明证。

说“不求甚解”是谦辞，也还嫌不足。陶渊明生当门阀制度正盛之时，用人取士，不论德行才学，全凭门第高下，文学风气也竞尚雕饰华靡，他在《感士不遇赋序》中便为“真风告逝，不为斯夫”的社会慨叹。社会既是这样的污浊，文风既是如此的肤浅，读书与否还有什么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来，则陶老夫子说的“不求甚解”，显然又隐含讥讽现实之意。我们更不能望文生义式的理解。

“认真”“马虎”皆不可少 

一提到搞学问，人们总是认为“必须认真”。其实，“马虎”也是必不可少的。“认真”与“马虎”是相反相成的一点矛盾。适当的“马虎”是为了更加认真。当我们拿到一本新书，总先要“马马虎虎”地翻一翻，看一看，这本书对我们的学习能有多大帮助，才能决定是否需要细读。实际上当我们“认真”读一本书的时候，“马虎”也是不可少的。譬如，不斤斤于字句的推敲，才能通贯全篇，领略要义。

晋宋之交时曾有两大学派：一派是两汉经学的余烈，另一派是大畅魏晋以来的玄风。这两个学派都以剖析“名理”，探求古人著作字句中的微言大义为目的。生活在这个时期的陶渊明，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不求甚解”的主张，这种对经学家和清谈学家的反抗，不正是一种搞学问所需要的“马虎”的态度吗？

“马虎”对于了解专业以外的知识是不可少的，对于掌握本专业的知识也是必要的。以化学专业为例，美国《化学文摘》1976年以56种文字，报道了来自136个国家的45万余篇文献，假如一位通晓各门语言的化学家，每周读40个小时，每小时读4篇，一年只能读8000余篇，要56年才能读完一年发表的这些文献。这种阅读方法显然是不行的。据西德学者哈根.拜因豪尔统计，一个科学家即使日以继夜的工作，也只能阅览本专业的世界全部出版物的5%。心理学家提供的有关资料证明，大学生听一次学术报告，所记得的内容，6天后是30%，一个月后则是20%。由此可见，一个学者，一味的去做不必要的“认真”，其结果，只能使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

科学史还要证明缺乏思维能力，即缺乏判断能力、创造能力、想象能力及综合概括能力的人，是很难在科学事业上有出色贡献的。爱因斯坦说过，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

一次，别人问爱因斯坦可记得声音的速度是多少。爱因斯坦回答说：“我从来不带笔记本，我常常使自己的头脑轻松，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我所研究的问题上。至于你们问我声音的速度是多少，现在我很难确切回答你们，必须查一查词典，才能回答。因为我从来不记在词典上已经已经印有的东西，我的记忆力是用来记忆书本上还没有的东西的。”

空想社会主义学者傅立叶，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许多作家的文章，但他几乎没有读过其中任何一部原著，就连他经常提到的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等人的著作，他也从来没有读过。他的研究资料来源，只限于法国的定期刊物，从来不是书本上得来。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傅立叶，读书虽是如此的“马虎”，但他从不只是限于杂乱无章的期刊。他是一位杰出的观察家，他喜欢向来自民间的人提出无数的问题，并“认真”地在小纸片上做摘记。他有良好的记忆力，他的智慧并不是只把外界的事实记录下来，而是以创造性的天赋和想象力，把零星观察得来的印象融合成一个完整的图景，作为深入的、有效的概括和总结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