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关键问题在哪？

                          子 干

      最近读了几篇有关新诗问题的论述，颇受启发。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小诗在我国有口皆碑，经年流传不衰。

　　然而，就是这首连同标点在内只占24个方格的“小诗”，其翻译过程却很有意思。许多人都知道，它的译者是殷夫。但据王秉钦先生的文章说，这首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作，中译本至少有8个。周x人和茅盾在先，殷夫“排行”第三。但所有译本，都无法与殷译相比。

　　这不由使我想到我们有些片面追求探索、创新的青年诗人，他们的诗，甚至连诗评家谢冕先生，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谢冕先生认为，当下“很多所谓的探索，都还没有走出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幼稚模仿中”。若此，问题就来了。你赖以模仿的翻译诗，是像殷夫那样高质量的译作呢，还是一些质量不那么高甚或是一些蹩脚的译本呢？如果是后者，那你模仿到的，除了“不押韵、不整齐的散文风格”，和一些似是而非不中不洋的朦胧呓语外，还会有什么呢！

　　谁都知道，翻译的作品，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很难原原本本地呈现。诗更是最难翻译的。我曾让一位美国人将柳宗元的《江雪》译成英文。一句“孤舟蓑笠翁”，就把他难住了：“一条孤零零的小船，一个披着蓑衣戴着草帽的老头儿”。这样的译文，如果在美国出版，能让美国青年从中“探索”出中国古典诗歌的奥妙吗？反之，英译中虽然比中译英要相对容易些，但也绝非没有一点障碍。故而，若真想攫取外国诗歌的真谛，也许只有读原著。

    我想，只要对诗歌有所关注的人，大概不会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初，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横空出世，即所谓“三个崛起”。不用说，这都是在那个先锋文学异军突起的时段，为先锋诗人探索、创新鸣锣开道推波助澜的最强音。然而，30年过去了，抚今追昔，最近他们三位在一次关于“诗歌的现在与未来”的对话中，谈得最多的，却是如何继承中国诗歌传统，如何反映时代精神。他们认为，无论怎么探索，怎么创新，都不能游离中国古典诗歌这块肥壤沃土。孙绍振教授甚至说：“越是现代的，应该越是传统的。”

　　行文至此，我想我已经把我的想法说得很明白了。即当下有些贴着探索、创新标签的诗歌，之所以不受欢迎，问题就出在抛弃传统和缺乏时代精神上。其具体表现，就是诗人高平先生所指出的：“为什么人们对诗的散文化不满？关键不在散字上，而在于许多这类‘诗’里太缺乏诗的基因，多是未经选择、不加提炼的口语和毫无意境、不见意象的乱写。”而缺乏诗的基因，不就是缺乏中国诗歌所强调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艺术质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