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散文的文化味

                                                                                                                         久  久                         

   余秋雨是“文化散文”的代表作家。

中国历史是他文化散文的鲜明主题。在他的一系列“文化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

但余秋雨创作的历史并不是抽象的历史。他试图与历史对话，与历史共鸣，在自身与历史的对话中形成他自己独特的历史语境与历史情怀。“他因历史而博大，历史因他而鲜活”，说的正是这层意思。余秋雨奔波在大江南北，往返于海内外，用一支插入山水古迹的笔把游记的面积拓展出山青水绿的一片，也把中国散文的题材范围拓展了面积不小的一块。他的《文化苦旅》把沉重的文化反思和秀丽的自然山水艺术地融合在一起。他在山水和文化之间找到了表达自己生命情感的最佳形式。如余秋雨最初是到了甘肃敦煌，在那里写下了最初的散文《道士塔》、《莫高窟》、《阳关雪》，这些文章无一不表现了他面对历史、文化、山川、人物进行深刻的反思后倾吐的文化感受，也是他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思考和期盼。而在《山居笔记》中，余秋雨所要阐述的正是一些历史问题和难题，所要触摸的正是中国历史中的痒处和痛处。如《一个王朝的背影》以清王朝的兴衰为例，演绎了历代王朝兴亡中的辉煌和悲凉。《千年庭院》以岳麓书院的演讲过程，阐释了中国教育的某种程度的宿命，表达了一个教师在很多时候的无奈心境。《乡关何处》试图阐释千古难解的乡关情结，表达面对乡关的困惑。这一个又一个历史的难题，历史的痒处，历史的痛处，正是余秋雨之所以要花数年的时间来剖析和阐释这些历史文化难题的原因所在，也是《山居笔记》的历史价值所在。

余秋雨创造性地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在文化学者与人民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现实与理想之间，纵横捭阖地进行了富于时代意义的思想驰骋。梅洁女士评论说：余先生以一个文学理论家、文化史学家和作家的多重身份，依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借助人类文字的载体——散文，洋洋洒洒地揭示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古老、神秘的中国历史中，竟以轻扬的散文做着最深刻最潇洒的穿越。余秋雨的散文“深入浅出，把很大的问题，很深的道理，用不多的篇幅，浅近的话说出来”，这才称得上大手笔。是啊，读余秋雨的每一篇散文，仿佛看见一个历史的哲人，沉思着跋涉在大自然的山水、江河、废墟、小镇之间，我们也与这位哲人一起，品味历史，体验文化，让唐朝的烟宋朝的风，拂拂地吹过多情而脆弱的心灵。

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创作中，他很好地把“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做到寓控制于放纵。从放纵一面说，丰富想象、说理畅达、冲谈平和，这些因素构成放纵的张力，使他的笔如同奔马，纵横驰骋，叙事、联想显得自由自在、游刃有余，表现出情溢于言，理胜于辞的文章气势。从控制一面说，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总是贯串着这样的思想线索——低徊、感伤的历史氛围。在题材的剪裁、缝合和表现主题的过程中，散文的线索成为内在的凝聚力，使叙事、写景、议论和一切知识性材料，时时、处处都紧扣住说理或抒情的“中心”，散而归一，杂而不乱，形散而神不散。在他的每一篇散文中，都叙述着鲜为人知的掌故、轶闻、趣事、传说、故事以及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这些丰富的历史知识，有助于思想的敏捷，想象的翱翔，以及作品内容的深厚和境界的开拓。如在《上海人》一文中，作者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联想，举重若轻地把文史等多方面的知识积累融入了感性的叙述中，写了徐光启的文化性格，上海的历史等，无不成为余秋雨恰如其分地阐释构建上海文明新形态这样一个主题思想的生动、形象的材料。其他如《千年庭院》、《进士》等都是以思想的线索贯串全篇，并注意运笔的轻重浓淡，抑扬张驰，在波起云涌的变化中间取得结合的形神的统一。

余秋雨还用一种抒情散文的形式普及文化，通过抒情散文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历史忧患意识的民族意识，理与情融合统一，并对读者起到浸润作用。他能用散文般流利的语言叙述艰涩的哲理问题，把智性的议论和诗性的抒情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使深奥的理论包含着情感色彩，情与理统一了起来。理中有情，情中有理，情理合一。他的《戏剧审美心理学》和《艺术创造工程》，就是这样一种枯燥学说的诗意范本叙述，让人喜欢读，喜欢看。论述诗意化，灵动活泼，思想当然易于接受，理与情融合统一，理便获得了诗性表现。同样，把这种学理的功夫用在散文之中，把知性融入感性，情中寓理，于是散文就格外深情活泼起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正是体现了这种情中寓理、情理合一的功夫。

余秋雨的抒情，主要表现了一种低徊、感伤的历史情怀。余秋雨最初的散文诞生在大西北，这是中国最古老文化中最粗犷最苦涩、最苍凉的地域之一，从这里的文化起笔，也就无形中定下了余秋雨全部散文的那种宏大、苦涩、沧桑的艺术情调。早有相当多的评论家和读者认为，余秋雨散文的最大特色除了它浓郁的学术味和文化味外，便是那种诗意的写作风格，而构成这种诗意风格的，恰好就是那种雅致高贵的忧伤，神驰古今的浪漫，充满终极关怀的文化品位。在《文化苦旅》的每一篇，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一个哲人瘦瘦的影子，背着手，低着头，皱着眉在慢慢踱步，或自言自语，或宣泄倾诉，或捕捉外界刺激下感觉心理的微妙动荡，或以“情”景化，或以“景”情化，或精细地把捉隐而无形的潜意识、幻觉……，都让读者听到了哲人那种低徊、感伤的历史心音。如《道士塔》开头一段：“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朔风凛冽的莫高窟，孤独、悲哀、寂静地耸立在一片大漠之中，这不是一般的风物描写，而是作者将自己的感受、思考都倾注其中，在这无言的莫高窟中寄寓了他强烈丰富的思想感情。这种历史沧桑感与悲剧效果，使得全文有了一种诗的意韵。这，应该是《文化苦旅》广为畅销的奥妙所在吧。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引证丰富，立论高远，结构匀称，落笔如行云流水，舒卷之间灵性激溅，既有博雅的文化内涵，又无一般学者文章大掉书袋的生涩，笔端饱蘸着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可是却不偏激，字里行间充溢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与平易朴实，那些灰黄的故纸残篇一经他的妙笔点染，浩瀚的时空中立刻充满五颜六色栩栩如生的江山人物。这与他在散文中娴熟地利用丰富多样的表达方式是分不开的。

余秋雨在一种诗意的叙述风格中，综合地运用了描写、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还采用了小说笔法、戏剧笔法、故事传奇、镜头特写、典故引证等多种手法，这些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对于烘托主题、使文章内涵更深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他的散文写得既好读又耐读。如他的散文都以议论文的章法来结构，一二三四，起承转合，少见散文应有的那种轻松，这是议论话语式的大胆引进，使文章具有很强的行文气势和艺术感染力。

余秋雨很了解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希望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脉络，能抓住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小说就有这样的功效。小说的要素之一是故事。就文学常识而言，我们都知道，散文是一种轻松、自由的问题，只要是主题需要、写作的需要，适当地进行虚构是可以的。余秋雨比较善于构建故事，他的散文里就有很多传奇色彩很强的故事，简单如《道士塔》，通篇写的就是本世纪初敦煌文物被外国人骗买的故事；复杂一点的如《风雨天一阁》、《苏东坡突围》，前篇写明清数百年间宁波一座私人藏书楼的传奇故事，后篇写苏东坡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之前的一段遭遇故事，都是极有味儿的小说素材。余秋雨把这些小说素材引入散文，正好达到了散文的创作意图，异曲而同工，殊途而同归。小说的要素还有细节，靠细节构筑成一幅幅人间风情画是小说家的功夫之一。余秋雨的散文中也常常有栩栩如生的描绘，多到不胜枚举，从而达到与故事一起成为他那些精辟议论的基石。当然，余秋雨主要还是沿用了传统小说的技法和观念，并将其渗透到文章中，使得文章跌宕起伏，曲折多变，始终充满着阅读的张力，从而使读者在接受文本时不会感到精神上的疲劳。《风雨天一阁》有惊心动魄的家族秘史，《这里真安静》有神秘诡异的坟地，《柳候祠》，《江南小镇》等大部分篇目，均有墨客骚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名人和种种风流余韵和奇闻轶事，成为文本中一个个兴奋点，不断刺激着读者的阅读兴趣。

我们知道，余秋雨在写散文之前的学问主要在于戏剧理论方面。在他的文化散文中，他融会贯通的运用了戏剧效果。如《道士塔》第二节和第三节中，余秋雨以历史记载为本，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组构出八九十年前王道士在进行不可饶恕的文化破坏工作时的细微动作和思想。王道士对洞窟里的壁画不大满意，找来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开始用刷把粉刷洞壁的情景：“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呈现，农民做事就讲究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什么也没有了……于是，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的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有人物，有道具，有动作，有音响，甚至还有“宋代衣冠”的种种颜色……这组构与呈现，完全是现在式的表演，诉诸视角，充满了戏剧意味（但比戏剧更能表达，因为戏剧一般只能以言语和举动来表现人物思想，文字的表演却不受此限制）。我认为，这篇散文的巨大冲击力，主要就是源于作者笔下制造出来的剧场效果（据悉，《道士塔》一文已收入高中语文课本，能为中学生作文提供另一种范本，这总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另外《白发苏州》、《信客》等只要略加改过，便可搬上舞台演出。这种艺术处理手法的运用，使大部分篇幅充满着阅读的张力，常能提升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可以说，如果余秋雨没有在戏剧方面的长期积累与熏陶，那么便不可能有文化散文如此的写法，他的散文也就不可能受到现今读书界的强烈欢迎。戏剧成就了他的文学。

余秋雨还调用特写来进行散文创作。特写本来是新闻界的一种体裁，用来描述当前的一个事件或场景。借用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一切特写都是当前的描述。余秋雨非常机智和聪慧，他把视角从当前拉回到古远，从突发性的新闻转向积淀性的文化，从现实人事的外部表现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心理世界。他把散文放到历史大背景下去思考，捕捉历史重要事件、人物对现代人造成共鸣的东西，然后把这些与自我感爱相结合。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风雨天一阁》《苏东坡突围》《一个王朝的背影》等中清楚地感受到。

余秋雨对语言有天生的超强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合一的雅致语言，语言在抒情中融注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这种语言不追求那种水一样的清澈，而追求一种潮一样的愤激和诗意，生命的体验和感悟在一种哲理的词语中栖身。余总是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词语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力，深入浅出地解释了事理，同时流动着诗的氛围和情感色彩。同时讲究结构，每隔一两行就有一个鲜活的词语组合，每隔三五句就有一个漂亮的句子，每隔三五段就有一段出色的议论。他的许多段落和句子也写得很有趣，作为文化人读起来时还时时会有一种同仇敌忾的亲切感。同时注意运用对偶排比隐喻明喻等修辞手法，点染和增强了语言表达的色调和效果，构成了声情并茂的语言气势，使语言不装腔作势，不生造词语，也不清汤寡水，平淡无味，借用余光中对散文语言的要求，余秋雨散文的语言是那么富有张力，富有弹性，富有质感，富有文采，《白发苏州》、《苏东坡突围》、《一个王朝的背影》等篇，就是其中的佼佼范例，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内容说得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极强。

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散文出现“文化散文”之谓，这种观念是从余秋雨的散文出现以后才明确起来的。而台湾地区作家柏杨、李敖他们的写法虽不像余秋雨散文那么文气典雅，但从取材、意旨、内涵、观念等都非常“文化”来看，他们的散文与杂文其实都是很地道的“文化散文”。

文化散文所写对象本身就是文化意味很突出、文化含量很丰富的社会人事现象和自然景观。如((大唐蒲东》一共描述了蒲州文化的好几个方面：与唐朝一起辉煌的蒲州古城，唐代经典传奇《莺莺传》的诞生地普救寺，晚唐衰落的象征王官谷等等。这些是蒲州文化甚至于大唐文化的物质性代表。

文化散文的“文化”，决不仅仅在取材方面走了“文化旅程”，写了浸润着文化韵味的寺庙楼阁秋水长天，或文化名人的风流诗文轶事趣闻；其灵魂应当是作者显示的文化态度、文化观念如何。这里面，就有保守与变革、陈腐与新生、愚昧与智慧、小器与大气的差异。作家们写作《河东文化丛书》是明确地从文化的角度以文化的意识来表现描写对象的。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鲜明的文化态度，那就是作家们不光深情地热爱河东文化，而且能够以学者的眼光来审视河东文化，将河东文化的内涵准确地阐述出来，并进行了理性的分析。

《大唐蒲东》写蒲州古城时，将它定位成李唐王朝起跑与终点的战略中间站，讲述了李渊和李世民与蒲州古城的解不开、割不断的情感，阐发了蒲州古城在战略上对于李唐王朝的重要性，这就决定了蒲州文化在整个大唐文化中的特殊意义，因此，也才有了之后不断出现的国家顶尖级别的文化景观，古城的价值也就在这种解剖与开掘中显现出来了。这些无不说明文化散文能够以独立的文化思考和深刻的文化思想，来解剖事物的特征和挖掘现象的本质。

作为一部文化散文，在行文风格、叙述语言、描写手段、文史知识的运用等多方面，都富于文化韵味。虽然这些都是属于技术性层面，但是，却是整部作品成功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总的来说，文化散文是多种涵义的集合。

“文化散文”固然与取材、定法、文笔等是否有文化性、文化色彩和文化韵味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审美主体的文化观念、文化意识和文化情趣如何。秦砖汉瓦固然易于扬起文化的古老烟尘，唐朝的风、宋代的雨固然易于激发人们的文化情怀，但审美主体若没有深层的文化意识、深刻的文化思考、透彻的文化理解和阔大的文化视野，以投注和激活安睡的“文化”，以连接和穿透古今的“文化”，那读者还真不如到历史博物馆去看看发绿的器物生锈的历史。比如建国以来，我们写文化历史、文化陈迹的作品也不少，反映现实文化景观的作品也比比皆是，如杨朔的抒情散文和秦牧的知识散文，但为什么感觉不到“文化”的较突出的存在?谈起“文化散文”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反思，不少作家作品是值得推崇的。比如，被称为“人生大书”的巴金的《随想录》五卷，就谈了许多文化问题。它们虽未被称为“文化散文”，但其文化反思还是比较深刻。而《丑陋的中国人》《传统下的独白》，更是以极为强烈的文化意识来集中反思和解剖中国传统文化。或许由于它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激愤批判，往往就被认为只是社会杂文。这其实是片面看法。事实上，它们既是社会杂文，同时也是文化意味很浓的“文化杂文”，或者说就是现实性和批判性突出的“文化散文”。

林兴宅先生指出，文化散文具有独特的魅力。他撰文说，文化散文是个充满张力的“文化场”，在历史、审美和哲理的三重维度间波动起伏，融历史底蕴、审美意蕴和哲理思考于一体，比抒情散文更具深度和厚度。

他热情赞颂曾纪鑫的文化散文《历史的刀锋》，人为作者把自己独具的才情、哲思和感悟倾注笔端，透过字里行间流溢出别样的美。大视野、文化味和历史感构成了曾氏的文化散文的独特性。

传统的散文大多着眼于“小”，拘泥于“细处”，喜欢在一些小印象、小意念、小情绪、小感觉上留连忘返，结果视野太窄，胸襟太小，分量太轻，担当不起大命题、大拷问，缺乏大气象，终归给人小女子的印象。而《历史的刀锋》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大见小”，“大处着手，小处着眼”，每一篇散文都从大背景写起，写到具体的人和事，在历史文化的大视野中讲述小故事，从宏观的哲理里生发出人生的细节。作者通过文化的历史脉动昭示个体大起大落、大开大阖的人生际遇，融文化叙事、文化考古和文化批评于一炉,揭示了历史英雄人物背后的冗长阴影，并倾注所有的悲悯情怀来书写那早已隐没在历史长河里的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