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深情为庄周 

                                              久  久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的艺术成就最高。鲁迅曾称赞此书：“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郭沫若则说：“秦汉以来的一部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下发生的。”（郭沫若《鲁迅与庄子》）可见人们对《庄子》一书的文学成就推崇备至。

《庄子》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哲理与诗意的交融

胡文英《庄子独见·庄子总论》中说，庄子最是深情。人第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阊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间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

旷宇长宙，漫无际涯。置身其中，人无法不常感困惑：人，生不由自主，死不由自主，在生死间的几十年，也不能完全自主。人，他的心灵能在孤独中包含整个宇宙，但对无限的空间来说，他不过小小一点；他精神上一瞬间的悲哀可以纵贯千古，但对永恒的时间而言，其生命历程不过短短一段。环顾浩瀚寰宇，他想探寻到普遍的规律；注目芸芸众生，他欲寻觅到人生的意义；纵想悠悠时光，他渴望人生的永远美丽!

面临人生的种种困惑，身陷社会中的重重困境，庄子由此激发出追求人的精神自由的强烈愿望，力图寻求出世界万物的终极原因，寻找到安身立命的逍遥途径。庄子求“道”，是求一种超越的人生境界庄子之所以求“道”，并非为了供奉一尊高高在上、具有无边法力人格的万能之“神”，来拯救苦难世界中的芸芸众生，而是给现实世界中的芸芸众生提供一条排忧解难的超脱途径，让其自救出痛苦之火海，自乐于纷扰之现世，自得于短暂之此生。庄子的“道”，不同于基督教所谓的“上帝”，需要人们去盲目地信仰，也不是佛教所谓的“如来”，需要人们去狂热地膜拜。“道”，只不过是庄子提供给人们的一个观照万物的准则，以便了解宇宙变化的真相，保持心灵的虚静；化除情绪的搅扰，超脱俗世的藩篱；突破形体的局限，培养生死一如的心态。庄子的“道”，既不是宗教的清规戒律，需要本来就挣扎在苦海中的黎民百姓再去当苦行僧；也不是儒家的仁义礼教，需要为生计奔忙劳碌的凡夫俗子去做圣人君子。“道”，不过是庄子提供给人们的一种处世法则，这就是“道法自然”。如果说，佛家的哲学是求善的，以普渡众生为天职，为了来世的成仙成佛，而甘愿今世的苦行苦修；儒家的哲学是求和的，以匡济天下为己任，只求今生人人都效法圣人君子，不管死后是否有天堂和地狱；那么，道家的哲学，特别是《庄子》，则是求乐的，庄子既不求今生成为圣人，也不求死后成为神仙，他只求在有生之年，做一个逍遥自在、快快乐乐的“真人”。怎样才算人生的真乐?

庄子认为，如能“登假于道”，意即徜徉于“道”的境界，就有人生真乐。“登假于道”有两条途径：一是以心合道，以使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辽阔的领域，再以道观物，便能从宇宙的规模来把握现实人生，超脱是非利害，体味天地之大美，通达万物之固理，由此形成庄子识物观的特色——齐万物；一是以身安道，与大道为友，顺物自然，安时处顺，由此形成庄子处世观的特色——尚自然。

庄子求“道”，安命无为；孔子求“仁”，克己复礼人在天地之间，犹如沧海一粟，实在太卑微了；人在社会之中，犹如马体一毛，实在太渺小了。在庄子看来，人的生命本身，实际上被无数重束缚所吞没了。如体现在空间上的自然吞没：宇宙——天地——屋宇；体现在平面上的人为吞没：社会——国家——家族；体现在点上的吞没——肉体；还有体现在社会中的无形吞没：伦常——道德——法律，等等。以上无数重吞没所累积起来的全部压力，自然都集中在人之个体的生命上，而个体生命所承受的全部重量，又悉数压迫着他的灵魂。于是，在这重重压迫下，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情感都被扭曲、被异化了。君子、小人、烈士、贤者，或为名、或为利，此谓本性之异化；无泪而哭，含泪而笑，无悲而哀，无乐而欢，此谓情感之异化。庄子的人生哲学，始终是以追求灵魂的快乐与自由为宗旨的。因此，从以上重重吞没的困惑之中超越出来，也就是反吞没，成了他人生哲学的主要追求。而“道”，成为他超越所有困惑的最好途径，也是他灵魂超越吞没后要达到的最后的目标与最理想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中，人的精神获得了永恒与无限。庄子把人从宇宙社会等异己力量的吞没中拯救出来，最终又将人投入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道”中，人把灵魂全部溶人道中，道给予人的回报却是庄子无可奈何而安之的“命”。于是，人又被“命”所吞没了。于是，庄子的所谓自由，只能在与命运结伴而行中去实现了。但是，庄子人生哲学并不因其安命的消极意义而影响其超越的积极意义，这是因为，任何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其精神都不能不包含两个基本层面：其一是对现实的执著，其二是对现实的超越。或者说，都不能不包括执著精神与超越精神，惟其有执著精神才能生存，惟其有超越精神才能发展。在中华民族精神构成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要构成其现实的执著性层面，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主要构成其超越性的层面。庄子人生哲学的最高观念是“道”，道的体现是“命”；孔子伦理哲学的最高原则是“仁”，仁的体现是“礼”。庄子的处世原则是“安命无为”，生命，萦牵着庄子的终极关怀；自由，乃是庄子的热烈追求。孔子的处世原则是“克己复礼”，社会，激荡着孔子的雄心壮志；秩序，倾注着孔子的殷殷期望。但孔子的仁义礼教，矫枉过正，往往适得其反，造成人格扭曲、人性异化。庄子正是基于反抗异化和超越束缚的愿望，对生命与自然做了热诚探索，而“道”，既是超越时的途径，又是超越后的归宿，成为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体“道”，是求得真知的修养功夫，从而在认识领域内，以道眼观万物，通过“气化说”超越了生死，通过“两行说”超越了是非；得“道”，是逍遥无为的理想境界，从而在感情世界内，以道心会万境，通过“无为说”超越了名利，通过“无己说”超越了情欲；安“道”，是回归自然的精神家园，从而在游世境界内，以“真人”之心超世，以“畸人”之身游世，身心两安，与天地同化、与世俗同流。儒家也讲“安身立命”，但儒家的“命”主要是指他们所谓的一种必然的伦理关系，不同于庄子的“命”。孟子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孟子·尽心下》)。儒家的“安命”实质上是矢志践履于人世之“礼”，像孟子所言：  “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儒家哲学包含着一种匡济天下的人世精神，体现这种精神的有两个精湛观念：一是刚健思想，二是人际和谐的理想。《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精神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奋发图强；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易传》又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即是待人接物的兼容精神，这一“和为贵”的思想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是对自然的思索和永恒的追求，则是儒家思想所淡漠的，而这，恰是庄子所极关注的，他热情地探寻大自然之美、醉心地追逐永恒——人和万物的归宿。这样，在儒道人生观的帷幕上，闪烁着两种不同的人生追求：社会的、伦理的道德完成和自然的、个人的精神超越；展现着两种不同的人格理想：既有积极人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也有超然物外、“任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的真人。而且，庄子和儒家都把人生的追求或人生的价值实现，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在今世，放在今生，故两者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这样，每一个生活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人，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处世的方式，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亦如王夫之所言“得志于时而谋天下，则好管、商；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诗广传》)。故作为处世的人生哲学，正是庄子的道家和孔孟的儒家，概括了社会生活中的全部人生境遇和中国文化中的人生境界。既给了我们抗拒逆境、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又给了我们消融苦闷、自得其乐的逍遥途径。总之，庄子的“道”与孔子的“仁”，共同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个周延的人生境界，人在自然和社会、现实和永恒中，都有了自己的立足点，自己的存在方式。因此，庄子的人生哲学以其超越性而拥有了永恒的现实性意义。

庄子是一位将认知与审美融为一体的哲人，他的人本体论哲学，让人们追思“有限的个体生命如何去把握永恒的美的人生”，带有一种诗意的光辉。一部探讨哲理的《庄子》，充满了艺术想象、浪漫情景和浓郁的抒情。以“辩多而情激”著称的庄子，正是在理智与情感、哲学与诗中间寻求美和自由的人生——诗意的人生。

《庄子》一书所探讨的核心是人生问题，它所关注的对象是人，是人的生存状况和人生自由，因而这种学说本身即带有浓厚的文学特质。它是一种诗化的哲学，或者简直可以称之为哲理的诗。

 二、意出尘外的想象

《庄子》一书向来以奇幻而丰富的想象著称。庄子善于“寓真于诞，寓实于玄”，其作品具有“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特点。庄子在书中展开葱茏的想象力，创造了光怪陆离，波诡云谲的艺术世界。全书首篇的《逍遥游》，一开头就展示了一幅鲲化为鹏的宏伟景象：“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鲲本是“鱼子”，但庄子偏把它写成不知几千里长的大鱼，还能化作展翅云天的大鹏。《庄子》书中，几乎随处可见这种出人意表的想象。

庄子主张齐物，他经常启发人们突破僵化的思维模式的束缚，克服“成见”、“成心”，达到精神境界的绝对自由。他认为，生活范围的狭隘，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导致了认识局限，就如同井底之蛙不知道大海的广阔，夏天出生的小虫子不知道什么是冰雪，只有突破以自我为中心的认识角度的限制，把个人有限的存在放到无限的宇宙中去考察，才能极大地扩展人的精神视野。例如《秋水》中北海若的议论，正是从宇宙的角度去发现自我的渺小，嘲笑“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的短浅见识。庄子同样用这种宏观目光去观照现实，《则阳》中写魏王欲发兵攻齐，惠施请戴晋人来劝谏他，戴晋人向魏王讲了一个故事：“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魏王不信。戴晋人说：“那么让我给您证实一下吧！大王以为人的精神在上下四方遨游会有极限吗？”魏王说：“没有。”“让精神遨游于无穷的宇宙，然后返回一个通达之国，这个通达之国显得非常渺小，简直若有若无，对吗？”回答说：“对。”“通达之国中有个魏国，魏国中有个大梁，大梁城中有个大王。大王和蛮氏相比，有区别吗？”回答说：“没有区别。”于是魏王怅然若失。庄子在这里正是从宏观的视野来考察，把现实的纷扰战乱看得与触蛮相争一样荒谬可鄙。他那奇异的想象令人惊叹，耐人寻味。

庄子还看到人们总是受思维定势的束缚，他主张用多种尺度对同一事物作多侧面、多角度的透视，而不要拘执于一成不变的眼光。《德充符》中写了很多形体丑陋的畸人、残人，而他们的魅力却使人留连忘返，反而以健全人为丑。这离奇的想象恰恰反映了庄子的思维逻辑：假如抛开寻常尺度，以畸人为正常，正常人就是畸人；假如以德而不以形论美丑，德全形残之人即为美。为了打破思维定势，庄子常常打破由已知推论未知，以自己揣度他人的常规性思维方式，怀疑常识常理的普遍性，揭示主观经验之片面。《齐物论》中举例说，丽姬本来是艾地守封疆人的女儿。刚到晋国的时候，涕泣沾襟；后来进了王宫，与君王同床共寝，享用美味，于是便后悔当初不该哭泣。庄子因此推论：我怎会知道那些厌恶死亡的人将来不会后悔呢？正是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庄子在《至乐》中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与空髑髅（dúlóu）对话的故事，表现了庄子对人间痛苦的认识和死生一体的思想。他能够产生空髑髅向人诉说死后之乐的奇想，却正是源于那种怀疑常识的思维方式。在庄子看来，人们乐生恶死，都是出于主观的偏见，既然活着的人都没有经历过死亡，怎能断定死后一定是痛苦的呢？

庄子又善于运用逆反思维，常常站在传统观念的反面，提出新奇的看法，他蔑视一切具体事物和相对价值，追求至高无上的境界和绝对价值。书中提出的“无用之用”、“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至乐无乐”以及体现这种境界的“至人”、“神人”、“真人”，就是这种逆反型思维的产物。例如《田子方》中伯昏无人对列御寇说：“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庄子这段故事意在说明“至人”的精神境界。“至人无己”，他连个人的存在都已忘怀，更何况利害与危险了。而列御寇射箭时虽然精神高度专一，但远未达到无心乃至无己的境界。因此，在庄子心中，列御寇的区区射术简直不值一提。庄子这种逆反型的思维把人的思想引向与习惯相反的方向，导致出人意外的奇思遐想。

庄子“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既是指庄子的思想，也是指他的文辞。正是庄子奇诡玄奥的哲学思想和突破常规的思维方式，有力地激活了他那葱茏的想象力，构成了全书恣肆闳丽的艺术特征。

三、异采纷呈的寓言故事

郭沫若说：“庄子固然是中国有数的思想家，但也是中国有数的文艺家。……他的书中有无数的寓言故事，那文学价值是超过他的哲学价值的。”闻一多也说：“寓言本也是从辞令演化来的，不过庄子用得最多，也最精；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始的。”他们都看到了庄子寓言的巨大成就并给予高度重视。

庄子确实是一位杰出的寓言大师。寓言在他的书中占了很大比重。庄子大量运用寓言进行创作，有着明确的目的。《天道》篇中有一则寓言：一个制造车轮的匠人把桓公读的古书称作古人之糟粕，他以制作车轮为例，说自己砍制车轮时，斧子下得慢了，凿出的孔就大，辐条插在里面就不牢固；斧子下得快了，凿出的孔就小，幅条就难以插进去。要做到不快不慢，只能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难以用语言表达。仿佛有规律在其中，却无法讲给自己的儿子听，儿子也无法得到其中的奥秘。因此，匠人年已七十，却还只得亲自动手。他据此推断说，古人和他们的难以言传的思想精微都已死了，君王所读到的，也就只有古人的糟粕了。庄子在这里揭示了语言的局限性，他认为，人们对事物的奇妙体验和思想的精微，都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所有写在书本上的东西，都只不过是前人留下的废物而已。据此，他又指出，语言是用来达意的，但意所把握的东西总是难以言传，因此，他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言的目的是体悟大道。因为大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庄子反复强调“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在不得已而言之的情况下，他就以寓言为手段。

例如“庖丁解牛”的寓言，庄子用来说明养生之理。庖丁解牛的技巧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但他却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是告诉人们，养生不是靠具体的方法、技巧，而是要得道；得道就要顺乎自然，如同庖丁解牛时，“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而得道的境界是屏除感官知觉，一任精神自由驰骋，庖丁说：“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正是这个道理。但由于文中讲到“彼节崐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也有人认为这是庄子在传授如何避开矛盾保全自己的处世之方。还有人从中总结出办事必须掌握规律和熟能生巧的道理。读者之所以见仁见智，就在于庄子这种无心之言的丰富内蕴。

寓言在庄子的作品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们成为庄子表达哲学思想和人生体验的主要手段，是庄子构建其理论大厦的基本材料。把庄子的作品和其它战国散文相比较，这一特点就很清楚了。在其它战国散文中，也有不少寓言故事，但那是作者为使道理讲得浅显生动而偶一用之的，它们是论证道理的辅助手段。假如从文中抽掉这些寓言，固然会使文章减色，但基本上仍不影响作品的完整性。但如果抽掉庄子作品中的寓言，那就如同从一幅图画中抽去线条和色彩，作品本身将不复存在。

四、“齐死生”的洒脱与“离境无生灭”的放达

庄周主张“以道观物，物无贵贱”的齐物思想，要人们去除偏执之念，全面、本质地认识事物认识自然。庄周首先分析讨论了人籁、地籁、天籁这三种声音的区别，从道、物、人这三个层面考察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的认识应该忠实于事物本有的属性，并从中体悟自然的大自在境界。这一思想是对老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思想的具体阐发。在这一前提下，庄周认为学术争鸣的原因在于“成心”，即只取事理一端而固执己见，这就是“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轻”的结果。况且，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刻不停地变化发展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因此，也便“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偏执之见不符合道的精神、自然的法则。只有“以道观之”，才能“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关系，因此，庄周梦蝶，人与蝴蝶可以“物化”，融化为一，这就是“道通为一”的结果。“万物与我为一”，表达了齐物我，万物与我同为道的意思，也就是“道隐于小成”。

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对生死问题做过最细致详尽探究的，就是庄子。他认为，死生皆为变化之自然，“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因此，生不必悦，死也不必恶。同时，庄子在生死问题上还表现出极其潇洒安然的风神：“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生乃气聚，如赘疣，并无可乐；死为气散，恰似决溃，亦不必哀。这种对于生死的达观，是庄子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庄子》一书的外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庄子的妻子病死了。

好朋友惠施前来吊唁，见庄子正盘腿坐地，敲盆唱歌。惠施责问道：“人家与你夫妻一场，为你生子、养老、持家。如今去世了，你不哭也就罢了，还鼓盆唱歌，岂不太过分、太不近人情了吗?”

庄子说：“不是这意思。她刚死时，我怎会独独不感悲伤呢?思前想后，我才发现自己仍是凡夫俗子，不明生死之理，不通天地之道。如此想来，理智战胜了感情，也就不感悲伤了。”

惠施仍愤愤不平，质问道：“生死之理又如何?”

庄子说道：“我考察她生命的元始状态，本来就没有生命；不仅没有生命，而且本就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本就没有精气。万物起始的时候，阴阳交杂在冥茫之间，逐渐衍变得有了精气，精气逐渐变成形体，形体又逐渐衍变成生命；现在，生命又衍变到了死亡状态。如此想来，人的生命历程，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犹如春夏秋冬四时交替一般。我们总不能春天来了就高兴，冬天来了就悲哀吧?”

惠施一听，倒还有点道理，可是……惠施仍难以从情感上接受，说：“一条鲜活的生命毕竟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怎会没有一丝伤感呢?”

庄子说：“是呵，凡是人都这样想，都认为死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其实，生命如同从休息的大房子里走了出来，来到这世界上玩耍一遭，领略一下天地间的山光水色、日月星辰，死也就如同又回到了大房子里去休息。我老婆她辛苦了一辈子，如今累了，将要安然地长眠在天地巨室之中了，而我还悲哀地为她痛哭，自以为是不通达命运的安排，所以就止住悲痛，敲盆唱歌了。”

在“向死而生”的世界中，死亡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跨越、无法避免的鸿沟。“人生天地之间，若自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潦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生，生物哀之，人类悲之……乃身从之，乃大归乎！”（《知北游》）庄子这种豪洒不拘的生死态度，同原始佛教那种把生命本身看作是苦难负累的认识完全不同，虽然有感慨、有叹息，但庄子更多的是“逍遥”的洒脱，是藐视自然困境的豪迈不羁。“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署，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

庄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不二的奇才。《庄子》一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书。它是哲学，是散文，是神话，是寓言，是论文，是浪漫，是荒诞，是想像,是穷根究底，是抽象推演，也是奇论怪论。

庄子令一些人爱得沉迷，恨得顿足。读了《庄子》，你想与作者拥抱，你想与作者辩论，你想给作者磕头，你想干脆将之付之一炬。你会把伟大中华文化的可爱、可悲、可亲、可敬、可怜的相当一部分功罪归之于这位庄周先生。